南宋民间词的曲化倾向

就在南宋文人词脱离音乐,逐渐转化为新型格律诗的同时,民间词却依然沿着音乐文学的道路发展,并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向"曲"过渡的趋势。词体曲化,使本脱胎于民间伎艺的曲子词重新回到了民间,又赋予它以更加生动、更加通俗的方式,这无论在音乐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京派”“海派”“谪京派”之争考辨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海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此次论争看起来热闹非凡、涉及面广,实际上参与论战的各方立场皆有不同,他们对于"京派""海派"的定义可谓言人人殊,意见并不统一。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京派""海派"概念的界定及其成员的划分多沿用在1930年代论争之初就模糊不清的说法,以致众说纷纭,甚而有盲目扩大各派阵营、夸大其对立之势。细析萧乾的原文,"谪京派"极可能是"嫡京派"一词之误排,故与"谪京派"相关的论说不能成立。     

隋唐曲《杨柳枝》源流再探索

中唐以后兴盛的曲子《杨柳枝》,并非隋代旧曲,敦煌曲《杨柳枝》可能就是它早期的样式。白居易用七绝体的齐言形式改变了民间曲予原本的杂言形式,此后至晚唐,文人的《杨柳枝》辞一直延续了齐言体。五代西蜀《杨柳枝》辞的齐杂言并存,体现了其普遍趋新、不避俗的文学风气;南唐则只有齐言体,通常出自对音乐及长短句词不很热衷、文学观念较正统的文人之手;而以长短句词著称的作者如李景、李煜、冯延巳则基本没有《杨柳枝》辞,表明他们对于跟诗体接近的齐言歌辞常常有意回避,也显示出他们更多地以音乐为本位,在词的写作上较少受到诗学惯例的影响;宋人基本不再写作齐言体《杨柳枝》,而以杂言为正体,表面似乎回归到民间曲子的形式,实际成为另一种刻板,失去了早期以音乐为主体时所具有的灵活。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转型和现代性

1910年代旧派文人的价值立场定位于精英意识,1920年代旧派文人的价值立场定位于都市民间,两者在活动区域、谋生手段、对都市生活的了解、商业经营策划能力、文学功能观上都有较大差异。1920年代旧派文人通过对现代性"器物"(现代传媒和大众娱乐产业)的占有和现代意识的演绎,形成市场化的现代传媒和大众娱乐产业主导下的公共空间,参与都市文化建设,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     

简论早期文人词的贡献与研究缺失之原因

从初唐至中唐,是早期文人词创作的阶段。与之相应,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从词的产生、发展过程看,民间创作固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但早期文人的创作对于这一新兴诗体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然而在词学界,早期文人词的贡献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早期文人词研究近乎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最初朝廷不重视、社会观念轻视、唐诗宋词成就卓著、诗词分界不明、敦煌曲子词被发现等五个方面原因所致。     

众说纷纭下的一种坚持——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偏见”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偏见"历来是其遭受褒贬的焦点所在.一方面,该书浸润在西方新批评理论中的文本解读呈现出很多与众不同的论断,一度因为其理论立场与政治倾向等问题颇受国内批评家的指摘.另一方面,褒奖者又认为它是现代文学的拓荒巨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始作俑者.时至今日,从编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艺术审美和道德批评为标准的所谓"偏见"恰恰体现了一种充满独特个性的文学鉴赏能力,夏志清对其"偏见"的坚持表现出充分的学术自信,使得该书获得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王富仁“鲁迅”与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

王富仁的"鲁迅",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王富仁通过鲁迅研究,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而又切合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要求,给了人们可供参照的一个新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方式。"回到鲁迅",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现代性的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王富仁"鲁迅"打上了研究者的烙印,这就是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特色,尤其是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     

论敦煌曲子戏

敦煌曲子戏融合了乐府、诗、词和曲的艺术特点。其乐以隋唐燕乐为主,其辞则以杂言体为主,舞台表演则是代言体的演唱。曲子戏既是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外来音乐相互碰撞、激荡的产物,也兼收唐代各体音乐文学之长。敦煌曲子戏的艺术表演不仅昭示了戏剧早期的艺术形态,也呈现了乐古戏剧、戏曲的形成过程。曲子戏对后代戏剧、戏曲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多元、开放的艺术形态,使其在后世不断融合多种民间曲艺形式,从而发展为一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戏剧艺术。     

方法、眼光及文学史建构

文学史观研究是一项既强调理论性又离不开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综合性工程,它要求探讨者从现象着手时必须进行逻辑的提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见解。本期本专栏的两篇笔谈便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发现规律建构文学史观为目的的综合性讨论。何锡章提出了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现代"、"当代"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它不但人为地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而且弱化了文学评价的美学尺度和内在艺术自律,使文学外在他律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反思多年以来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他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人的价值,也就是要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是文学史研究价值立场的真正合理选择,是保持文学史研究意义的本原所在。李继凯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他总结出了三种具有启发性的"眼光"要求,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认为只有实施这样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才能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隋唐燕乐”的不同系统与词的起源

词的产生受"隋唐燕乐"的影响,研究词起源不得不对"隋唐燕乐"进行考察.词的起源与词体的正式确立应视为两个概念.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应主要关注词如何由音乐生成;词体的正式则为文体学的问题,重点在于区别词是如何独立成为一种文体.有唐一代并无"隋唐燕乐"的概念,是后人为了称谓及研究的方便而提出的."隋唐燕乐"包罗万象,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宫廷音乐系统,一为民间音乐系统.二者各自对词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词体雏形孕育于民间,词起源的时间,其上限只能是初唐,下限只能是盛唐,词体的正式成立在中晚唐.     

学术批评抑或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论争及其反思

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发生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论争,文章主要对这场论争的产生、过程、结果和原因进行考察和反思,进而探讨二者对话的可能性。俄国形式主义与十月革命同年发生,这就注定了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使俄国形式主义最终消亡,也使大多数形式主义者长期处于自我省思和批判之中。这场论争已经超出了学术批评的限度而具有政治斗争的色彩。"形社者"、巴赫金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进行了对话的尝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学术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应该成为推动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     

释“博唼”

通过大量材料的排列分析,对敦煌变文中"博唼"一词的传统解释"咬嚼"、"咀嚼貌"等进行了辨正,证明本词其实就是一个摹写"羡食"貌的拟形词,其意义与现代"吧唧"、"吧咂"、"咂吧"等相同。     

从“文人比较学”到体制与文化建设之“痒”——重读“韩石山郜元宝之争”诸文

2006～2007年批评家韩石山、郜元宝之间的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文人比较学"及其"破坏文化的逻辑",其深层所指则是当下体制建设与文化建设孰更重要,以及在文化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上"是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重读论争诸文,可见郜元宝批评韩石山"搞文人比较学是无谓的"在当下仍有其价值和现实意义。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还是就当下而言,胡适和鲁迅,一个都不能少。     

“偶然同一性”论争的困境与出路

是否承认“偶然同一性”,是当代西方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领域长期论争的焦点话题,争论集中于仅仅使用专名进行表达的“同一性陈述”之上。偶然同一观对必然同一观的反驳成功与否,关系到“严格指示词”等一系列专名理论能否成立。梳理双方论争的主要问题,有助于澄清论争的关键之处和各自背后的合理性依据。明确实体-实体关联与实体-属性关联之根本差异,既能为必然同一观提供新的辩护,也能为化解纷争提供新的建设性思路。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中国民间文学史》学术价值简论

高有鹏教授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撰写的民间文学史著作。它完整地勾勒出从先秦到晚清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民间文学的发展轮廓。这种可贵的一家之言,集中地体现出难得的学术个性,其中有许多能启发人思索的真知灼见。     

中国古代“ 实录” 曲史观辨析

"实录"曲史观标榜以曲为史,崇尚据史实录."实录"曲史观虽重史据,但和"实录"史著观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实录"史著观要求的是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实录"曲史观要求的是历史真实性的逻辑真实,即使"实录"型历史剧也无法避免虚构和想像."实录"曲史观严肃地对待历史和戏曲创作,避免了"传奇化"的胡编乱造,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研究》序

<正>论争是近现代以来曲学界审视、解读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衍变态势与纠结现象的一个牵涉诸多复杂因素、颇具理性思辨特质的学术热点。不论从文献的梳理编纂还是论著的建构表述,戏曲理论批评论争都是一个不能忽略、不可遗漏的重要内容,不仅文学史、戏曲史往往把它作为切入明代戏曲理论批评纷乱格局的关键,而且涌现出许多以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为专题的论文,使对这一簇聚人气潜蕴学理的热络问题的观照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走向纵深、走向缜密。尤为珍贵的是,由此引起的相关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