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对中国政治参与中冷漠现象的消解

中国的政治参与发展曲折,在政治体制改革由浅入深的关键时刻,政治参与机制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造成了政治冷漠现象。市民社会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机制,其理论为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和优化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市民社会已经萌芽,其成长却步履维艰,但是市民社会的发展毕竟为解决公民政治参与冷漠问题提供了一剂良方。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网络反腐视域下的政治认同分析

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网络已成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重要平台.在新时期反腐语境下,网络以其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和“旋风式”的反腐效果愈来愈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网络反腐作为公民政治参与中出现的一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也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文章分析了在中国出现这样一种非正式但又十分重要的反腐渠道的原因,并指出多元化的网络环境给新时期政治认同整合带来的冲击.在网络反腐视域下,我国应通过加强网络平台“硬环境”和网络意识形态“软环境”建设,构筑起“网上网下,官民互动”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反腐体系,进而提高认同指数,推动法理型政治认同建设和提高我国政治文明水准.     

反腐败中的公民参与及其机制完善——兼议“两高”司法解释背景下的网络反腐

腐败犯罪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反腐败刑事政策已难以应对,反腐格局与机制亟需调整。以公民参与为主的民间反腐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网络反腐为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希望,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公民参与是反腐败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腐败犯罪控制的双本位模式中,应当采取国家机制主导、社会机制辅助的基本格局。完善我国民间反腐(社会)机制乃是当务之急。"两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并未否定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理解和执行不当,就可能对网络反腐带来消极影响。     

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

社会资本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社会关系模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求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之匹配,社会资本中的公民参与网络在市民社会中生成,是市民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市民社会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更需要与传统的权力社会关系模式完全不同的公民参与网络模式的支撑,而存在于社会资本中的公共精神也成为了市民社会中的必备精神.     

近现代韩国民主政治中的市民社会探析

韩国市民社会萌芽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后在长期的威权统治时期一直保持震荡前行的发展态势。在“汉江奇迹”与美国民主政治思想和秩序的影响下，韩国市民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促进和助推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韩国政治民主化完成转型之后，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韩国市民社会迎来了发展高峰，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对韩国民主政治的作用与影响与日俱增。韩国市民社会内部也开始分化为“保守派”与“进步派”，参与政治生活的一致性被割裂，加之中产阶级的脆弱性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韩国市民社会的未来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近现代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的标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近现代中国城市中产生了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市民社会的萌芽形式.这些社会团体积极从事政治参与、公益事业和社会自治,使中国城市的社会活动空间、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近现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决定了与之相伴而生的市民社会仍然是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不可能成长为社会生活的自治力量.中国当下的社会建设是由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推进的,这必将使市民社会彰显其内在本质,成长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复兴市民社会:理论言说及其内在逻辑

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主流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过度强调导致了政治参与水平下降等诸多民主社会的危机.发端于托克维尔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所针对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市民社会是指各种非政治制度(包括家庭、教堂、邻里、公民团体及各种志愿社团)所置身的那个社会部门,其特点是,这些社团通常都是自愿的、可以自由进出的.市民社会的繁荣有利于培养合作、信任、妥协、忠诚等公民美德,促进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不过,市民社会理论本身也存在着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的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现代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历了古典时代的公民政治、中世纪的等级社会和转折时期的文明化之后,西方传统中的贵族精神已经内化为西方政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作为贵族精神文化传统合理内核的公共精神、参与意识、道德担当等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惩防腐败的心理学思考

腐败是一颗社会毒瘤。任何腐败分子从有所作为到渐进蜕变和最后堕落犯罪,经历了从认知扭曲到内在自我迷失再到外在腐败行为的转化三个心理阶段,贯穿了既相对独立更递增强化的三大心理机制。腐败的心理防治,在于寻找腐败防控对个体心理的干预点,既要体现不同阶段各有侧重点,又要体现心理的整体性,实现有机统一,从而有效防治腐败。     

反腐败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主流话题。为惩治与预防腐败,我国刑事法治已几度修订与完善,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仍存一些差距。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我国刑事立法需加大力度,并不断完善,尤其应尽快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经济责任审计是反腐败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反腐败需要加强干部监督约束机制,本文对经济责任审计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的制度性作用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对策思考.     

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签署揭开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章,这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路径,即集世界各国之力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适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适应公约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力度,让贪官污吏真正无处可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浅谈企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应遵循的原则

企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必须有明确的思路、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措施,否则,就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作者紧密结合企业实际,围绕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总结出企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应遵循的“十项原则”,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反腐败的国内立法问题研究

当前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与法律规范真空太多、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有很大的关系。反腐败面临的重重困难,迫切需要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律和法律体系的支持。通过借鉴国外和中国古代的立法经验,从如何建立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如何完善反腐败的法律条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     

论期权腐败的道德防控机制构建

立足于事先预防、防治结合,构建期权腐败的道德防控机制,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构建全民参与的廉政文化建设机制,增强思想道德防线的文化底蕴;完善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领导管理机制,形成领导推进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合力;健全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评价与监督机制,促使领导干部把外在的制约机制逐渐转化为对自己行为的内在调节动力,加固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堤防。     

当代中国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

当今社会腐败形势仍很严峻.法制化水平不高,监督不力,打击不力等阻碍着反腐败的正常进行.为此,在"反腐倡廉"方面,需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大一点;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狠抓制度建设,从而治理"官德"、"官风";加快社会的民主进程;依法治权;尽快制订新闻法.     

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

雍正反腐败在清代最有成效,但为维护皇权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雍正在反腐败时也向军事势力和官僚势力让步,在不同程度上宽免了功臣后代、满族、八旗、官僚等权贵阶层的腐败行为,此为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