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书后

一九三○年秋,我进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第二学年秋季开学,我选读了顾颉刚先生所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先生在讲义中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重要的论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为了让同学了解汉代的制度,当时还印发给班上同学每人一部《汉书·地理志》,作为《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我读了这一段讲义之后,又把《汉书·地理志》翻阅了一遍,觉     

《孟子》尧舜故事与《尚书·尧典》的流变

 通过对《孟子》中尧舜故事的考察,可以发现孟子时代《尧典》与西汉时代有很大不同,其文字信息要多于西汉今文本,内部结构、叙事顺序也有不同。《孟子》引述的舜故事多数与伏生本《尧典》相关,且战国、秦汉时代文献引述的舜故事,也多在伏生本《尧典》叙事时限之内,故战国时代若存在一篇《舜典》的话,它要么不为多数学者所知,要么混杂在伏生本《尧典》之中。《孟子》的引述间接指向的那个《尧典》当是一个很主流的本子。这说明,在战国中期,齐鲁地区《尧典》的主流版本与伏生本《尧典》不同。今本的顺序,从西汉司马迁的祖述及刘向的校书分析,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了,而且是邹鲁儒生的主流版本。     

关于《尚书·尧典》一段乐论的认识

《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段文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翻开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首当其冲的就是这段文字,该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被全国高校广泛使用,所以对这段文字多有一些认识,还是必要的。一、关于这段文字产生的时代认识这段文字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它产生的时代。这段文字见于今文《尚书·尧典》,伪古文《尚书》将《尧典》后半分出,成《虞书·舜典》。学者们一致的意见认为它不产生     

汉语语讳学初探

一我们在阅读古代书籍时,常常可能碰到字词变换、字词空缺、字形残废、词语怪异等等情况。字词变换的,如《尚书·尧典》中的“协和万邦”,在《史记·五帝本纪》里为“合和万国”;《诗经·大雅·荡》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而在《晋书萧子恪传》里引用这句话时则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代”;《后汉书·班超传》中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在     

诗句成语中的虚词初探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诗歌的教学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英国思想家费兰西斯·培根也曾说道:诗歌使人巧慧。诗是用以抒情达志的文体。诚如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尧典》)诗余为词,词余为曲。就广义而论,诗也包括词曲。诗词曲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我们伟大的祖先及其杰出的诗人们,在这神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试论“三曹”乐府在中国歌曲史上的地位

“乐府”,汉音乐机关名,后沿用为一种诗体,似乎成为文学史上常识性问题了。其实,唐代以前的所谓“乐府诗”,并不只是一种“诗体”,而是有乐谱能够唱的歌曲。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这句话是从《尚书·尧典》来的,前面就是经常为人所引用的“诗言志,歌永言”。可见我们的古人总是把诗与歌,义与声联系在一起的。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言志”与“缘情”新论

“诗言志”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诗歌的理论。这个重要观点,记载在《尚书·尧典》之中。 据顾颉刚等考证,《尧典》应是战国时的作品(《古史辨》卷三)。“诗言志”的观点不可能如《尧典》所说是帝舜提出来的。尧舜时代的音乐水平非常低下,决不可能产生如文中听说“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那样完备的乐器,更不可能产生审定音阶高低的声“律”。《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记载,实际上反映着周朝时人们对于诗歌的看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载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诗经》文学观点浅说

《诗经》中,有些诗明白地表示出诗的作者写作诗歌的用意。但是,人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往往并不十分看重这些表述。殊不知诗人的这些简单的看法,就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文学观点。有些学者很重视这些观点,把它看作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而有些学者在谈到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时,却绝不谈及这些情况,常常要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或孔子的主张谈起。这说明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     

论孔子的仁与礼学

一、论孔子的仁与为“仁之方”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仁相为表里的是礼。从《论语》中所显示的孔子思想,仁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大戴记·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于爱人’。”从孔子全部思想来看,“爱人”,确是仁的最根本的意义。 孔子在答子贡和仲弓的问仁时,曾说到仁以及达到仁的“仁之方”,《论语·雍也》篇: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丁原明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休：”（《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懦”（《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     

《尚书·尧典》与氏族社会

在现今传世的古文献中,以《尚书》为最早,而《尧典》又置于《尚书》之首篇,足见《尧典》之重要。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少经学家由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思想的缠绕,把《尧典》奉为至高的圣典;曾几何时,由于发现《尧典》的制作时代较晚,因而又有不少的注疏     

春秋、战国编辑略说

春秋时期是社会大变化的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极需文献典籍来作参考,并以之教育他们的子弟。如果说《尚书·多士》中所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的“册”与“典”,我们还不能知道具体记载了什么,那么,春秋时出现的各种典籍,很大一部分我们都能清楚地查知名称,并能大致了解典籍中所记的内容。 这一时期开时出现的典籍大都是史官们编辑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以书为名而以国号之的。如“虞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夏书”(见《左传》)、“商书”(见     

汉赋作家创作理论的再探索

先秦时期,楚辞是人所共认的地方文学,除它之外的《诗经》和大量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人们较多关注它们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意义,很少有人自觉地从中总结出创作的基本理论,因而创作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为无意识的萌芽状态.《尚书·尧典》有“诗言志”说,孔子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论.屈原则说:“道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春秋经传“再失闰”释疑

中国古代制历,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阴阳合历的体式。太阳历的回归年与太阴历的朔望月长度的调配,是通过添置闰月来完成的。《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就是最早的记载。安置闰月,是使一年春夏秋冬四时与十二个朔望月大体相当,这仅是年与月的配合而已。《尧典》将一回归年定为366日,是不能据以创制出有规律的安排年、月、日的历法的。无“法”可依,还是观象授时的阶段。     

试论《尚书》中叹词的作用及其影响

一《尚书》是我国上古时期早期的文史典籍,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尚书》的内容,除了后人追记的《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几篇是纪载上古尧、舜等帝王的历史功绩以外,其余大都是记载当时政府的文诰、命令。《尚     

“营窟”新解

“营窟”一词,屡见于古代典籍。《礼记·礼运》:“冬则居营窟。”《孔子家语·问礼》同。《孟子·滕文公上》:“上者为营窟。”郑玄注《礼记》云:“寒则累土。”孔颖达疏:“冬则居营窟者,营累其土而为窟。地高则穴于地,地下则窟于地上,谓以地上累土而为窟。”王肃谓:“掘地而居谓之营窟。”赵岐注《孟子》云:“凿岸而营度之以为窟穴而处之。”焦循《正义》:“此营窟当是相连为窟穴。”朱熹《四书章     

《庄子·天下篇》与“庄子·惠施篇”

《庄子》的传本,仅郭象编注的三十三篇流传下来,其中是没有“惠施”这一篇题的。但《北齐书·杜弼传》云:“(弼)注‘庄子·惠施篇’。”王应麟根据这句话,疑《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旧本,原有“惠施”一篇。谭戒甫先生又进而推考:杜弼注的“庄子·惠施篇”,其实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书,刘向校定群书时,按“篇名互见例”附入《庄子》五十二篇,其后晋人删注《庄子》,又将其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