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中亚战略

当前,中亚在中国国际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在中亚的主要利益为地缘政治安全,其次是反对"三股势力"、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和获取稳定的能源供应。然而,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却面临着诸多问题的困扰,例如区域外大国的竞争、非传统安全问题等。中国应该从观念、制度、经济等层面,多管齐下,以便更好地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重大利益。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导向、维护、批判与教化等多方而功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开放体系，其内容与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是一个开放改革、激烈竞争、信息流变、快速发展的环境，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适应变化发展预测功能，以满足人们面向未来，谋求发展的需要。预测功能主要通过因果预测与趋势预测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态势，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整合功能，旨在为多样化发展提供保证与主导。整合功能主要通过文化层面的分层整合、制度层面的规范整合、制约层面的强制整合方式实现。协调和解决中国社会多样化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关系矛盾与观念矛盾，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控功能，以保证利益关系、社会关系、思想关系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调控功能主要通过观念调控、制度调控、权力调控的方式实现。     

试论高校学术权力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简

学术权力是高校办学的基本权力之一。落实学术权力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题中之义。当前,高校在学术权力方面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学术权力不断弱化、异化与分化。造成高校学术权力困境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行政权力、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高校组织内部管理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因此,明确界定政府与高校的权力边界、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以及回归学术本源,是解决高校学术权力困境的重要路径,有利于高校更好地维护与合理地行使学术权力。     

关系与排斥:进城农民工生存境况的社会学分析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面临的依然是以"关系"为特征的人情社会。"关系-人情"能满足农民工的情感性需求和工具性需求。在交往互动中,农民工尤其是中下层农民工易于过度依赖同质性群体,呈现情感互动的"内卷化"趋势;同时,由于部分权利缺失和权力剥夺,农民工也面临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平等的境遇。"关系性排斥"是农民工在文化历史环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三重作用下遭受的困境,要从政府、社会层面出发积极改善这种困境。     

欧美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中的NGO：作用与启示

欧美国家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与有效维护离不开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对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这些NGO在本国相关政策研究、输出本国文化、引导国际舆论、为境外机构与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参与所在国政治活动等方面有效弥补和增强了主权国家维护本国海外利益的能力。但大国格局下的NGO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如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法律监管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东道国和本国的双重利益损失。“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海外利益实现了极大的拓展,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挑战。对此可以借鉴和吸取欧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注重NGO在保护我国海外利益中的作用,探索“政府+NGO”的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新模式,扶持服务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的NGO发展,加强与国际NGO的合作。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     

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法律与监管

随着国家利益的海外延展,来自传统与非传统的威胁与日俱增.作为国家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维护力量——中国保安企业,在国内立法滞后与海外市场亟需的大背景下,若想承担起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责任”,必须要有一套系统健全的国内法律监管体制,从根本上明确国内安保企业海外展业的资质条件、业务范畴、监督管理、权益救济、活动准则,以及安保用枪等特种事项的规范,从而为海外业务拓展与职能履行营造一个良好“软环境”,努力实现与国际安保服务行业的对接并轨.     

农民利益表达的意义、困境及对策

利益表达是主体与政权机构之间在政治层面的交流互动,是主体维护自身利益、权利,提升政治地位的有效方法,是政治系统有序运行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面临着利益能力有限、弱组织性、立法机制不健全的困境,严重阻碍了农村的民主发展。在此形势下,我国应通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加强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建设,完善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等方法,构建农民利益表达的良性机制。     

协同治理视域下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重塑的路径选择——基于大理白族古民居的实证考察

作为中国乡村文化传承载体的古民居,蕴含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已成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伴随国家惠农政策和文化扶持策略的持续供给,政府、精英与资本集团在利益驱动下形成的"文化干预运动",致使大理白族古民居的生存与传承面临着政府层面的法制依据和配套机制滞后、社会层面的企业与非政府组织行动逻辑差异以及民众层面的认知滞后和利益投机等困境。研究基于大理白族古民居的实证考察,引入"协同治理理论"的分析理路,尝试性建构"政府-社会-民众"三维框架,探求农村社区文化保护的主体共存、利益共容和文化共享,以期促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劳动教养废止后的新进路--违法行为矫治化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的产物,问世以来对维护我国社会治安、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着合理性、合法性和规范性生存困境,其中权力制衡式微、日常管理混乱和救济途径不畅等运行规范性困境尤为严重。在依法治国和尊重人权的法治语境下,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加快违法行为矫治化改革。为了遵循权力制衡和程序正当的法律原则,违法行为矫治化必须实现控审执分离,创新执行管理模式,完善监督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