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与天命：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的变迁

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曾历经一个显著变化。受战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秦朝称帝者只言功德。而两汉之际，由于君权神授观念流行，称帝者却必据天命。皇权合法性观念由重“功德”变为重“天命”,与西汉士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反思有密切关系。审视这一“天地大变局”,西汉士人普遍认为历史的重大变化冥冥之中另有主宰，实际上非人所能掌控。正是这种怀疑理性能力的认识，导致了西汉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和盛行。魏晋以后人们普遍持有的“功德”与“天命”并重的皇权合法性观念，正是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从“圣”到“凡”的跌落——魏晋南北朝《诗经》的文学接受

汉魏之际思想学术的转变中,《诗经》同其它儒家经典一样,它的神圣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如果说东汉的王充在其反传统的著作《论衡》中预示了思想学术背离儒家学说的趋势,那么,魏正始年间“好老庄玄胜之谈”(《续晋阳秋》)的王弼、何晏著《老子注》、《周易注》、《道德注》,其所激起的一代玄风使秦汉以来定型的儒家思想学说在这个时代转了一个方向。从此,常被称为魏晋思想且其精神实下及南北朝(特别南朝)的玄学思想取代了儒学,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两汉盛极一时的儒家经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遭到了漠视冷遇甚至怀疑批判。两汉的儒学凭藉官…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

魏晋时期,才性、情理、性情等命题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内涵:第一,重才智,轻性行;第二,肯定"情之所衷,正在我辈",第三,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情恣性,而是"性其情",即抑情顺理,以理遣情.虽然个体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人格,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可以无限接近这一境界.     

魏晋玄学家幸福观的多维度探折

随着大一统汉王朝的解体,纲常名教在魏晋之际也逐渐失去理论统治地位,在乱世中寻求精神解放和幸福的魏晋士人对传统价值标准和信仰追求由怀疑到否定,并进而形成了玄学.魏晋玄学家的幸福观以其畅性情之自然、重生命之长久、贵精神之自由、尚行为之放达的基本价值取向诠释了对"名教"反思后的一种自然论,对整个魏晋时期的生活方式和以后的各个生活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儒家抑或法家:论桓范的政治伦理思想

桓范是魏晋之际不可多得的儒家人物,从残存的《世要论》来看,他把阴阳五行论与儒家学说结合,主张德治为主,德刑合用,强调君德与臣道之不易,认为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并以"慎刑""息兵""节用"作为"得民心"的具体措施。这些观念,明显受到孔孟尤其荀子学说的影响,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再现。所不同的是,由于桓范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与当时诸多权力人物进行过"肉搏",具有一线的政治经验,这使得其思想与孔孟尤其荀子相比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但他仍坚持了儒家的理想和原则,没有滑向曹魏统治所青睐的法家。他是一个极富理想又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将之归于法家有失妥当。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老庄思想对儒家道德的解构和颠覆--以魏晋时期为例

儒道是对立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老庄思想对儒家的社会道德时常起着颠覆和破坏作用.老庄以"自然之天"消解了儒家有意志的"道德之天",把"自然的人"从"宗教的人"中解放出来.老庄还以相对论和"齐是非"的观点否定和嘲弄儒家的做人原则和道德观念.道家对儒家道德的颠覆以魏晋时期最为典型.魏晋士人的伤风败俗和行为放荡是道家人生理想的具体实践.道家思想流行之时,就是儒家道德崩溃、塌陷之日.     

试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当代理论缺失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人格修养上,儒家伦理道德注重士人、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的培养,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关注不够,因此缺乏普适性;在伦理道德体系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导致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弱;在性质上,儒家伦理道德因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而忽视对他人的德性要求,因而是一种自我范导的道德,而不是相互范导的道德。     

两晋之际儒家“家国”观念的演变

迫于西晋末年的国破则家难存的现实教训 ,两晋之际士大夫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 ,在渡江前后逐渐认同了司马睿为国家的象征 ,由西晋后期关注自身生存和家族利益 ,于东晋初期转向对晋室的拥戴。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等儒家传统家国观念得以复苏 ,因此 ,关于魏晋士大夫不顾社稷的安危而惟求身家自保的传统观点 ,似不适于东晋时期 ,值得商榷     

试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当代理论缺失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人格修养上,儒家伦理道德注重士人、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的培养,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关注不够,因此缺乏普适性;在伦理道德体系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导致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弱;在性质上,儒家伦理道德因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而忽视对他人的德性要求,因而是一种自我范导的道德,而不是相互范导的道德.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秦川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这个时期士人在思维方式，举止言谈，品格情操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特征。以生活方式言之，在那个特殊时代，士人常常怀着难以摆脱的矛盾心理，这种...     

略论"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

北宋“庆历之际”①,是宋代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 ,涌现出为数众多的优秀人士。他们不仅使该时期成为宋代历史上思想文化的繁盛期 ,而且成为宋代历史上士人精神风貌最为振作的时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谠言正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 ,不仅给当时的士林以极大的震撼 ,而且给后代士人以深远的影响。一　　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 ,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宋史·忠义传序》有云 :“士大夫忠义之气 ,至于五季 ,变化殆尽。宋之初兴 ,范质、王溥 ,犹有余憾 ,况其他哉 !艺祖首褒韩通 ,次表卫融 ,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 …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从阮籍、陶渊明看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归隐，历来被认为是道家的专利。其实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归隐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中国古代士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以前常被认为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阮籍和陶渊明，事实上正是儒家归隐思想的体现者。他们的生平和诗作所表现出的“时隐”和“道隐”，正反映了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大比拼,儒家思想统治的坍塌,以及各种时髦的、落伍的、离奇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流行,使魏晋社会出现了政治上的篡乱不断,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文化上的主从难辨.这一时期,文学由附庸而独立,并开始走向全面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了时代的原因而最具代表性.解剖和梳理魏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表现形态、形成原因,揭示其发生、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探讨二者的强弱趋势及相互影响,对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找准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都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它对魏晋士人心态的反映,表现在志存高远、贵生保身、戒酒节酒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当时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魏晋士人这种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尽管魏晋时期佛道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其社会主导性地位并未完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