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未卜此生休”——谈李商隐对唐玄宗的评介

李商隐的一些诗歌对唐玄宗的评价基本上持贬抑和讥刺态度.并对“为尊者讳”而被世人指责为女祸亡国的杨贵妃作了宽容与同情的表白.这一方面表现他对传统诗教“为尊者讳”的批判精神,另一方也是为告诫中晚唐统治者,应以玄宗“前俭后奢”荒淫误国的前车之鉴为教训,才能安邦治国,以避免重蹈覆辙.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齐白石与姚华关系考

齐白石和姚华都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文化名人,他们生前交往密切而关系微妙,其间有合作也有矛盾,这在当时文艺界是很平常的事.但一些学者出于“为尊者讳”的考量,往往否认和掩饰他们的矛盾,这种做法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准则.文章对齐白石和姚华的复杂关系作详细考证和客观评述,旨在还原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真相,以促进学术发展.     

司马迁、班固“实录”精神异趣探源

司马迁、班固在著史“实录”精神上的异趣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 ,文化专制刚刚开始 ,“为尊者讳”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 ,司马迁尚能比较自由地著书立说。班固之时 ,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 ,人们在评事论政时顾忌颇多 ,“讳君亲之恶”已成一种时习 ,而班固著书又受到最高当权者的直接干预 ,这使得他在许多问题上只能趋于正统、保守     

尊尊与为尊者讳：春秋公羊义的二重性探析

尊尊与为尊者讳是最重要的春秋公羊大义。尊尊主要表现为尊王、尊君和尊礼三个方面，而为尊者讳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批判。尊尊与为尊者讳涉及公羊大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体现公羊大义所蕴涵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二重属性。理性审视公羊义的二重性，对于克服将公羊家政治儒学完全理想类型化或完全意识形态化两种思维偏至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大诰与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四编《大诰》,是研究明初法律实施状况和这位开国皇帝政治法律主张的珍贵文献。《大诰》中反映的朱元璋的法律思想,内容相当丰富,但贯穿全文始终、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明刑弼教思想。《明实录》等官修史书为尊者讳,对他的这一重要法律主张极少涉及。这样,《大诰》便成为集中记述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的稀见史料。 “明刑弼教”是朱元璋颁行《大诰》的基本动机,也是他大搞律外用刑和重典治吏的理     

论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的关系简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传记作者密切相关。一方面,传记文学的失真与传记作家未能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有关。而导致传记作家未能遵循这一原则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客观存在的一些因素,如材料的不真实,统治阶级的淫威与亲友的压力,以及史家一以贯之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统的影响,也有传记作者本身道德修养方面的缺陷,或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或为了功名利益,或为了个人恩怨。另一方面,传记作者也是传记真实的捍卫者。为了维护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古代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们曾从多方面作了积极努力,既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真实可信的传记作品,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传记真实性的理论。     

一部运用信息科学为中国现代企业把脉的良书——读刘炳延新著《企业经营诊断》

企业经营诊断是一项借助信息与规律进行推理 ,从而对企业的症结作出确切诊断的智能型服务。美国兰德公司 ,就是典型代表。这一新学科在我国起步比较迟缓 ,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我国企业大多为国企 ,属于权力管理范围而非自由评议范围 ;二是由于我国至今尚未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 ;三是由于我国咨询理论并不十分发达。再加上“为尊者讳”的文化积淀 ,更使这一门学问的开拓面临着重重阻力。本著就是这一艰难开拓的硕果 ,是我国正在成长中的企业经营诊断科学中一部具有前驱意义的力作。其得力之处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别开生面 ,敢于求…     

论史官文化心态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史官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史籍具有鲜明的史官文化心态特征:寓劝惩,尊正统,为尊者讳,宗经。史官文化心态特征渗入到历史演义小说中,对其创作主旨、选材、人物塑造和叙事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裨益风教为主旨;遵奉有关风化者的选材原则;按"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采用"秤评天下"的叙事方式。     

论"三不朽"说对张岱及其史著的影响

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学者张岱,一生以气节自重.他避居深山,以著史寄托故国之思,实现经世抱负.其史学著作在选取人物时,推重德行,不以成败论英雄,甘为小人物立传,并本着"事必求真"的原则,力纠"为尊者讳"之偏失.张岱的行为操守及史著修撰是对"三不朽"思想的最好诠释.     

“初长成”与“人未识”之解释学探究

白居易的《长恨歌》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而《长恨歌》中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历来受到人们的种种猜测和质疑,更有历代的作家学者对其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说是为尊者讳,有的解释说是为了"集中文字于主题",有的解释说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等等。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时间越往现代社会推移,解释者越会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对这句诗作出解释。     

出版家年谱编撰:作者、体例与编写策略

年谱是史籍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作为人物年谱的一个类别,出版家年谱在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出版家为谱主的年谱编撰者有三类,即作者自撰,谱主的朋友、门生和子孙所撰,后世学者撰写。以上三类各有其利弊得失,做到内容丰富、考订精详并非易事。出版家年谱的编制体例,既有专谱、通谱,也有合谱。编写纯而又纯的职业出版家年谱相对容易把握,而更多属于身份多重的“兼职”出版家,其年谱编撰需要有明确定位和叙述边界。出版家合谱不等于合刊,其中的区别需要厘清。在实际编撰工作中,编写者还需要注重将史料性与研究性结合,处理好实事求是与为尊者讳的关系,同时更加重视书信和日记等史料在年谱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悼词也幽默

中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悼词也为死者讳,其内容一般不讲去世者的劣迹与污点,只讲去世者的生平业绩,表达对去世者的评价与称颂,向去世者表达哀思。但是,社会上有些较为特别的人物,其生平既无任何业绩可言,也没有值得人们称颂的品质,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的"生前好友",有的竟也能献上动听的悼词。麻将高手某麻将高手,没日没夜地"搓麻",终因过度劳累引发中风,死在麻将桌旁。生前他曾表示,等"和了"再歇手,谁知道这竟成了他的遗愿。     

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关于毛泽东文艺方向论的思考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以其超越时代的伟大建树,使《讲话》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而光华犹存;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它那丰富的理论宝藏是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继承的。然而,《讲话》毕竟是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在肯定《讲话》的伟大功绩时,也不必为尊者讳,对其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应给予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青川木牍》补释一则

文中对《青川木牍》中的“鲜”字进行了释字的梳理,并对“鲜”训读为“猕”的说法提出疑问,认为“鲜”通假为“散”,表示芟杀草木之义;或者直接将“鲜”读为“杀”字,“鲜草”即典籍中常见的“杀草”一词。     

战国时期思想家苟子、韩非子文质观比较

荀子与韩非子韩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尚“文”重“礼”,韩非子弃“德”尚“力”,二者对“文”“质”之论阐发了不同观点。以本体、功用、主体、政道为观照层面,以“重质轻文”与“重文尚饰”、“以文害用”与“文质至备”、修身之“饰”与“法”度之约以及“隆礼重德”与“轻德尚力”为比较论域,对荀子、韩非子的文质观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对先秦诸子文艺思想的整体建构与文学史史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释“罷”

“罷”（今简化为“罷”）字的形体义为用网捕熊,“罷”一词的本义为“停止”。《说文》对“罷”字的形义分析不确,而“遣有罪也”的训释则为“罷”的引申义用法而非本义所在。     

无有不极也,无有一极也 ——关于究竟何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之辨析

在反思与总结宋明儒学时,王船山对本体问题非常关注,且提出“太虚”“天”“太和”“道”多个本体概念。然而,本体只能有一个,那么,到底何为其真正本体呢?实际上,王船山乃以“太极”为真正本体,并从“太虚”“天”“太和”“道”多个角度进行疏解,进而对“太极无端”性质进行辨析。总的讲,他关于“太虚”“天”“太和”“道”之言说多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而关于“太极”本体之言说不仅是对《易传》《太极图说》的继承,也是对《易传》尤其是《太极图说》的发展。     

从茅盾和叶圣陶的早期文学实践看“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多重面向

作为“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典型代表，茅盾和叶圣陶的评论和创作实践集中了“为人生”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多元并存、互动对话的复杂路径。茅盾对“为人生”文学理论资源的孜孜以求，叶圣陶对“为人生”文学理想的多元实践，两人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而产生的互动影响、互为“镜像”,都凸显现出他们探索“为人生”文学的理想艺术形式的执着，对如何界定和描摹“现实”、如何呈现“真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现实”的焦灼，同时更映照出“为人生”文学广泛、开放、富有弹性的边界，这无疑为渐成新的主流叙事的革命文学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