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文摊论”

赵树理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其实也是一位在文艺思想方面颇有建树的文艺思想家。他的文艺思想虽然不成体系,但很丰富,也很独特,而且极具现实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必须为农村、农民服务;二是文艺怎样为农民服务。赵树理认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文艺不仅要认识、理解农村和农民,而且要充分重视普及工作、重视民间艺术的继承和转化。     

论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自觉持守

赵树理的创作不仅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而且也以为农民代言为己任。作为现代农民作家的典范,赵树理无论是在延安时期的大众化运动中,还是在建国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语境中,都坚持自己的农民立场。在当下文学日益疏离农民立场的文化语境中,重申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持守应该是有益的。     

赵树理创作思想初探

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思想,正如他的文艺作品一样,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显示出独特的个性,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对其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     

在农村曲艺工作革命化的道路上——安丘县曲艺工作经验介绍

安丘县的曲艺工作,自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一系列的有关政策,经过两年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长期处于自流状态的游散艺人组织起来,改造成为一支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的曲艺队伍。现在,安丘曲艺队活跃在广大的农村,说新唱新,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并且,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成为党的有力的宣传工具。     

第一位真正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从小受家庭影响，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赵树理认识到唤醒民众的重要性，立志创作进步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来宣传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壮大的革命力量，使赵树理实现文艺大众化有了根本保证。由于赵树理不断深入工农大众之中，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进行创作实践，不断改进文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作家。     

鲁迅和資产阶級文艺思想斗爭的现实意义

(一) 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曾利用文艺界作为据点,同国內其他右派分子互相配合,向党进攻。他們除了一般的反党言行以外,还要取消党对文艺的領导,反对文艺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散播資产阶級的文艺思想毒素,建立反党的文艺思想陣地,分裂文艺界的統一战綫,企图使我們的文艺脫离社会主义方向。大家都很清楚,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倘若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物質基础,而沒有社会主义的意識形态来为它服务,社会主义建設是很难巩固的。文艺是社会意識形态之一,是阶級斗爭的有力武器,也是建設社会主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历史証明:我們的革命文艺统一战綫,是在党的領导和影响下,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发展起来的。我們依靠着它,打敗了封建文艺思想和买办資产阶級文艺思想的进攻,开拓了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及其实践──邓小平文艺思想论要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及其实践──邓小平文艺思想论要蔺宝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实践，提出一系列的文艺观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这一理论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他有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整合

《讲话》对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批判及其对鲁迅文艺观的借鉴,是思想整风意图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有意识的整合。毛泽东在文艺的阶级性、杂文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问题上继承了左翼文艺的主流观念,同时在文艺的人民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又吸收了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观点。这一整合不仅反映了《讲话》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历史联系,也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鲁迅文艺思想之间的离合关系。     

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评50年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

民间文化形态与农村题材创作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虽然只介绍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解放区开展文艺运动实践，实质上却指出了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对文艺工作的要求和领导方针。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经过了明年代末一系列文艺思想斗争以后，“以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的构成的主要资源。”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熟于战争的实践，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正是当时战争实践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文学与一个时期的特殊的战争任务紧密…     

赵树理的农村书写及其文学命运

20世纪中国文学以乡土之外的观念对农村和农民进行文学想象和叙述，它造成了真实农村图景的遮蔽和放逐，而赵树理的创作是个例外。他既是知识分子又不完全认同“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既倾向于农民的价值观又不是纯然的农民。他的农村书写与农民、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一度形成良性互动，故其作品被奉为文学经典。后来因他执著的写实立场与当代文艺规范发生摩擦而产生裂隙，最终导致其文学命运的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