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立足于实现行政法治社会。行政法治社会的外在形态即行政法秩序,其基础性本质内容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法律性实体性本质内容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法律价值性本质内容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行政法治社会是渐次实现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行政法运行所展现的“控权”与“平衡”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     

房产“限购令”的救济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房产"限购令"作为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保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存在瓶颈,通过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若干路径,可以有效突破上述瓶颈。     

社区居委会建设探究

就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的情况而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向仍是不争的事实。社区居委会建设中所遇“三多三少”难题背后所反映出的深层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区分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厘清政府与社区职责,理顺政府与社区组织关系;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建立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是本文所提供的问题解决对策。     

行政法的现实反映与价值追求

21世纪 ,在实现法制文明化、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中 ,包含一项重要内容 ,即行政法制现代化。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需要以完善的行政法律规范为基础。完善的标准在于 :一是行政立法应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 ,反映新的经济关系 ,以实现行政法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 ;二是行政法应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彰显民主、科学 ;三是行政法要协调好行政权与各种权力与权益的关系 ,在价值上达到社会公正理念。     

城市发展不平衡视角下层级制影响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研究

我国城市发展与层级制密切相关,理论上存在着一条"层级制影响公共物品供给,而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城市发展"的逻辑路径.层级制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为高行政等级城市带来的资源倾斜、政策支持、财力支持影响着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在市场机制合力作用下形成极化效应,强化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发展不平衡状态,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与区域协调发展.为此,应从根本上破除低行政等级城市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处理好要素配置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以公共物品供给能力提升撬动低行政等级城市快速发展的杠杆.     

论市场经济下行政权力的运用与监督

行政权力作为看得见的手一直在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但行政权力如何运用才能使社会效益最大化,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行政权力之所以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它能够转化为一种对利益集团有益的特殊资源。我们必须对行政权力的使用进行监督与约束,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都不能无限地使用权力,必须从制度设计目标、投入产出比较等方面找出行政权力的边界。行政权力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最理想的要求是更好地保障社会总体利益。     

论回应型行政法的建立及其路径选择

中国行政法治正面临着"看上去很美"的尴尬困境。对此现状的反思应当在转变和重塑行政法学研究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回应社会需求。将回应型法的原理运用到行政法的研究中进而形成的回应型行政法,为我们的行政法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回应型行政法可以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模型,其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意。而在我国现阶段,公权力主导下的互动共进是回应型行政法建设较为现实的路径选择。     

政府监督:对权力制约的一个检讨 --以部分省市"环保绩效考核"情况调查为例

所谓政府监督,是指对政府行政过程的监督,而行政过程就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支配资源流向的特征,因此,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遏止行政恣意自为和行政权力异化现象.说到底,政府监督或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现行权力分配原则、行政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等本质规定方面.     

关于依法行政之“法”

依法行政，是对各级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要求。依法行政之“法”，在政府行为中变得举足轻重，在行政执法中，依此决定是非曲直；在行政诉讼中，依此判定胜败赢输。依法行政之“法”，主要是行政法，即不排除当政府部门作为裁决机关对相对人的民事行为进行裁决时所适用的民事法律。但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行政执法，所以行政法在政府行为中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行政法，既包括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立法，也包括了国家行政主体，即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人民…     

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权力重构

本文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为基础，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入手，探讨了我国政府行政权力的重构问题。行政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重组与建构。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以后，行政权力必然发生变化和重组，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权力的这种变化趋势表现为微观的弱化与宏观的强化；上下的分化与部分的转化以及行政权力的法制化。行政权力的宏观强化是以行政权力的上下分化为前提和基础的，没有行政权力上下的合理、科学的分配，就不会有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加强；行政权力的微观弱化又是以行政权力的部分转化为前提的，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行政权力的强化与弱化、分化与转化最后是以其法制化为前提和保障的，行政权力如果没有法制规范，它的重构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因此，法制化是行政权力重构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及价值选择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为相对一方当事人确定禁止规则或强加负担的行为 ,它是行政权的延伸。与其它类型的行政权行使一样 ,义务设定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同时又要符合行政合理原则 ,这也是行政法治、依法行政的要求。然而 ,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现象非常普遍 ,如对程序负责不对实体负责的失衡 ,以经济利益为重而以社会利益为轻的失衡等。因此 ,必须探讨义务设定中的合理价值选择 ,即有利于建立法律秩序、有利于实现公民权、有利于行政管理过程有效实现、充分体现行政伦理准则等四个方面的价值选择。     

设置行政公诉的价值目标与制度构想(英文)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呈高发态势，通过厉行法治，保证行政权正确行使，是预防、减少和妥善应对社会风险的良策。由于行政诉讼在制度架构方面的缺陷，其制度功能发挥并不充分。设置行政公诉制度，应当成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选择。它具有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引导市民社会生成、化解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价值，也是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应有之义。建立行政公诉，应当从理念和制度建构等不同层面予以设计。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民主行政:价值·框架·生态环境

在当今各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中 ,民主的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行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服务机制。民主行政运作所需要的社会生态环境是 ,以法治为保证的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培育和以公开为前提的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发展     

行政权运行机制试析

中西方法治发展虽然具有差异性,但行政权运行机制却很相似———从传统“单向控制机制”转向复合运行机制。中国当前应该选择弱化国家权力、培育市民社会的法治模式;同时,行政权运行应以“控权—平衡论”为理论基础构建法律“控—导”机制。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原则与规则

作者认为，我国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强制权与行政职权的关系，行政强制设定权与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关系，行政强制权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关系，行政强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关系。而行政强制设定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则有授权规则，权利规则，时限规则，事项规则，补充规则。     

中国古代吏治腐败根源探析

利用政治权力 ,谋取非法的经济利益 ,这是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造成吏治腐败的原因有三 :一是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 ;二是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合流 ;三是专制君主对腐败现象的放纵。各种政治制度均不能解决吏治腐败问题 ,最后只好将其交给道德伦理来解决了 ,而道德伦理是无法解决应由法律制度来解决的腐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