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清末民初农民社团组织立法述论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清末民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此时的中国包括立法在内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农民组织立法的出现正是这种改变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来看,清末民初的农民组织立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确定公民结社权利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二是限制公民结社权利的法律和政令;三是有关农会的法律和政策.客观上它们的产生开启了近代以法律来确认和规范公民权利的先河,表现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人权价值.     

论民国初年的选举法

选举的力量在于 ,它是民主的制度保障。民国初年的选举制度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和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各项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及选举技术都是通过选举法予以规范的。民初选举法为同一时期选举制度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近代民主宪政建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民初选举法在法理上的局限 ,使选举法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1917年唐宋诗之争看南社与晚清民初宋诗派的关系

文章详细梳理了发生于1917年左右的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南社与近代宋诗派的关系.所谓晚清民初宋诗派,文章中指出现于清代光绪中叶、活跃于宣统及民国年间的宗宋诗派,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陈衍等人.文章认为,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的根本原因是清末民初宋诗派的巨大影响.而胡适等新文学因素的介入是矛盾得以激化的直接原因.     

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

民初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角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宪政民主实践的操作过程中,畸形的二元体制结构造成总统、总理权责不清;总统既不能解散国会,亦无紧急命令决断权,国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机时刻没有任何的合法资源可资利用.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整个事件,可以看出灵活的决断策略、决断时机的把握,无不考验着执政者的魄力、经验和智识,而这些要素正是当时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匮缺的.     

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

本文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藉此探讨民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向来研究民初政治都把总统、内阁争议归究为对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即反袁者为克制袁世凯,故主张内阁制度,而支持袁世凯者则站在总统制一方。上述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亦因此忽略辛亥革命后中国有史以来初次实践民主的经验。由章士钊及戴季陶二人的争论观察,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故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便成为当时的争点,亦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之“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有关宪法的浪漫想法,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     

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解析

民权与国权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及不同语境中,民权与国权的内涵不同,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贯穿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清末民初,围绕政体设计,由民权与国权孰为优先的争论到国权至上、以民权提振国权的国家主义狂飙,再到民国初期民权派与国权派的激烈交锋,展现了民权与国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出后发国家民主转型与国家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对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争论的三个重要阶段的思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阐释,有利于深入理解这些争论的思想实质及近代政治转型面临的特殊困难,也为推进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和思想启示。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传统哲学基本问题的可变易性论辩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所以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在马克思哲学形成时,争论的焦点不是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导致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而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关于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质和直观性质之争。马克思哲学着意论述的是实践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然会走向康德主义

不能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与辩证法的同一性对立起来而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的实质,尽管有些同志故意模糊了争论的焦点,把问题说成是“名称之争”,“唯心主义用语与唯物主义用语之争”,“对经典著作词句理解不同之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一大堆争论问题中看到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思维     

论民初的内阁制政体

民国初年,中国进行了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验,内阁制政体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项.探讨当时对这一政体的认识和实践,将有助于揭示民初宪政实验失败的必然结局、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一、民初政体的争论及取向采行何种政体,各派政治势力极为关注和重视,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其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重议海塞防之争

每当人们论及近代新疆问题,自然就忆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的一场所谓“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过去一般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李鸿章和左宗棠所各自代表的湘淮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近些年来,许多论者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海塞防之争的实质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认为,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对“塞防”论应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但能否以此论定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则似可进一步讨论。     

选择与转化

1.决定论、非决定论与选择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争,是近、现代科学和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动力学规律和统计规律谁是对自然界最基本的描述。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人类最优秀的大脑在这里碰撞出来的理性之光却启发了人们的思考。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     

苏共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时期的党内矛盾和争论主要围绕怎样"夺取政权"问题进行,在执政时期则主要围绕如何"治国理政"问题开展.执政时期的党内矛盾,主要是大政方针方面的意见分歧,有时是党内政治权力之争.当两者交织在一起时,党内矛盾和争论就显得特别激烈.研究苏共在执政时期如何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如何对待党内争论和组织处理的关系,如何看待党内出现的派别和争论等问题,可以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