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强兵思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苏州)人,出身中小官僚家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曾担任过知州、都转运使、经略安抚招讨使、副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在任职期间,曾主持政治改革,推行“庆历新政”。同时,他对军事也十分重视,为提高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在其担任军职期间,也曾进行过旨在强兵的实践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是,在有关范仲淹的论著中对此还缺乏系统的论述,故本文拟就他的强兵思想,作一些探讨。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建国之初,对军队十分重视,但随着统治的稳定,便逐渐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特别自宋太宗以后,更大力标榜文治,声称太平     

北宋前期参知政事职权与人事演变

北宋参知政事始设于太祖乾德二年,神宗元丰改制废罢。在北宋前期,参知政事是宋朝中央政府(指中书门下,简称中书)的副长官,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宰相。由于参知政事员任的为政风格、性格特点以及所处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不同,参知政事的权力配置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因此,在参知政事设立之后,其职权几经变化,与宰相分享中书权力的配属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     

李觏经济思想三题

北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李觏(1009——1059),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也是王安石“熙宁变法”舆论上的先驱者。他对北宋社会作过深刻的剖析,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挽救赵宋王朝濒危的方案。他的政论文章,曾被人们誉为“医国之书。”他的经济思想,是我们研究北宋社会的宝贵资料。本文想从李觏在土地、赋税、财用三方面的主张来探讨他的经济思想。     

范仲淹知越州政绩考议

北宋名臣范仲淹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出将入相,不但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是有名的文学家。其《岳阳楼记》更是脍炙人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现在依旧有其积极意义,并为人们经常引用。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他曾知越州(今绍兴),而且至今为越地人民所称颂。     

赵抃其人及其所作三游洞、下牢溪诗

赵抃 ,官至参知政事 ,北宋仁宗、英宗、神宗要臣、重臣 ,既是政治上的铁腕人物 ,又是百姓的父母官。“以宽为治”是他的行政特点 ,其政策思想和行政作风 ,很有创造性和个性特点。其政绩既显于朝中 ,尤显于治蜀、治虔和越州救灾。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学家。本文正是从以上几个方面 ,对赵扑一生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 ,并揭示了这一历史人物对于当今反腐廉政建设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文学上 ,则着重分析了他经三峡入蜀时所作的《初入峡》、《下牢津》诗的艺术特色     

“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王安石的重要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誊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领导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改革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接着又说:“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治国理家的财力,最重要的是要有法律,故其为“理财”制定了一系列新法,有:均输法,农田水种法、     

辞情委婉 文笔犀利——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其后曾在江浙一带做过多年的地方官。神宗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也是宰相,神宗改官制     

北宋三司使渊源初探

北宋三司使总管一国之财政，是最高财政长官。宋初沿旧制，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关于三司的来源，学界一般认为起源于唐末，但并无更精确之说。因此探讨北宋三司使的渊源问题，对于研究北宋政治制度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试论欧阳修的勤政裕国思想

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自称“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吉安永丰县)人。举进士甲科、历任知县、知州、馆阁校勘、知谏院、权知礼部贡举、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等职。卒谥文忠。欧阳修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不仅博极群书,以文章冠天下,而且勤于政事,以济困扶危为己任;他不仅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杰出的领导人,而且是宋仁宗庆立新政的重要成员.现就其政治主     

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是我国北宋时代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学者,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二十岁以前,曾跟随父亲王益宦游过今天的江西、江苏、广东、河南等省许多州县,对官场现状与风土民情有所了解,早具“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二十二岁登进士第,从这年直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四十九岁时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以前,他先后担任过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皇帝秘书)等职,在同僚中声誉卓著.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政治、改革教育、开源理财的主张.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见他,     

论张洎的外交思想

宋太宗时期，宋朝的对外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辽主动出击到虚内守外、以防为主。张洎在太宗朝累官至给事中、参知政事，参与了宋王朝的重要政治活动，他几次上奏言边事，表达了其消极防御的外交思想。张洎提出在外交模式上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思想；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主张把内政放在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在西夏对宋边境的战争中，提出弃地妥协的主张。张洎理想主义的消极防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太宗朝及北宋中、后期的外交思想。     

苏轼在琼州的生活及创作

苏东坡自北宋绍圣四年(1097)七月二日再度遭贬,以“琼州别驾”的虚衔,谪居昌化军(亦称儋州、儋耳,即今海南岛儋县),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遇赦北归,在当年还是瘴海炎荒的儋州度过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苏轼在回顾其一生的思想功业时曾概括地写道:“问尔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简短的诗句,表现的固然是东坡的愤激之情,意谓其平生宝贵的光阴、大好的年华都是在谪居和流放中度过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黄州、惠州、儋州”的生活,也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促成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功业”。     

汉文系研究生班举行苏轼讨论会

我院汉文系研究生班于近期举行了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对苏轼的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及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苏轼政治思想的评价上,一些同志认为,苏轼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同志通过对北宋社会状况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析,认为苏轼不应该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时认为,在为苏轼恢复被“四人帮”诬陷的名誉时,不能矫枉过正,连他的错误也全盘肯定。《谈苏轼的爱民思想》等三篇文章认为,贯穿苏轼一生的根本思想,是对国家对人     

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曾布“建中之政”的失败与徽宗朝初期政局演变

宋徽宗执政初期的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0-1101)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围绕着国策走向与权力分配,新旧两党与执政的各方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曾布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命运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政局演变.他与其弟曾肇的家书透露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兄弟二人治国理念的差异,他们的分歧是当时各方势力博弈的缩影.曾布“建中靖国”政策的失败和蔡京的上台,不仅使北宋失去了扭转颓势和化解党争的最后机会,对北宋晚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给整个南丰曾氏家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北宋江南西路临川县人。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不做儒生和书呆子。他博览诸子百家,以及医书、小说,不以儒家经典为限。对于儒家经典,他也不迷信“先儒传注”,而要“断以己意”。同时,对“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以验证书本知识的真确与否。他还比较注重社会考察。这样,他逐渐觉察到一些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形成了革新思想。他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指出:“尚变者,天道也。”“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这种“新故相除”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是他进行变法的思想理论基础。     

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了一次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但其影响较大的,还是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故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些论述。我们认为,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是企图通过限制官僚特权、裁汰冗滥官吏、改进选官方法等,以提高官员素质、改进政府工作、减少政费开支、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挽救北宋政治的危机。这次改革,虽然前后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分析、总结一下这一历史事件,还是有意义的。     

“岭南儒宗”崔与之蜀中诗论

崔与之曾“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是南宋后期有名的贤臣.而他同时也作为一位文学家名世,有“岭南儒宗”之称,并开创了“菊坡学派”.嘉定十三年(1220)他奉旨入蜀,在蜀五年,政绩颇多.而他在这期间也间有诗作,惜现存不多.从仅存的蜀中诗来看,崔与之在蜀中交际颇广,时常与丁黼、李曾伯、洪咨夔等人唱和,而这也成为他蜀中诗歌的一大特点.     

张学良爱国思想述评

张学良的爱国思想与实践,是指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兴旺等根本利益的关心和自觉维护的思想与行为。他的爱国思想与实践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显著的特点,但同时也还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政治思想曾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使他走了一些弯路,做了一些错事;他经济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实践尽管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根本上讲仍属改良的范畴;他举世公认的爱国人格可说是光彩照人,但也不无封建伦理的痕迹。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