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积极自我呈现与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和乐商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社交媒体积极自我呈现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采用社交媒体积极自我呈现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乐商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广东某高校412名在校生施测。结果显示,社交媒体积极自我呈现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乐商和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社交媒体积极自我呈现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和乐商的中介作用来预测生活满意度。表明社交媒体积极自我呈现不仅能直接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还能通过提高乐商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产生间接影响。     

变革型领导对公务员工作态度的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的425名警察进行实地抽样问卷调查,来探索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务员工作态度的影响。研究选取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来反映公务员的工作态度,结果发现变革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正相关,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正相关。同时,公共服务动机在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上述发现从理论上丰富了我国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证研究,并且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领导风格的选择、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提升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激发具有指导意义。     

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路径的三阶段模型构建

政治经济"新常态"下基层公务员"为公不易"和"为公不为"的实践困境引发学理上的思考。在文献综述和理论推演的基础上对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横向上从需求→认知→倦怠和压力→情绪→倦怠二元路径出发,总结了纵向上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作用的三阶段:需求/压力感知阶段→认知/情绪反应阶段→倦怠症状呈现阶段,最终构建了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路径的三阶段模型。研究结果显示:(1)基层公务员职业生涯高原/工作压力正向影响职业倦怠;(2)自我损耗/消极情绪分别在职业生涯高原/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3)模型中自我损耗/消极情绪对职业倦怠的正向作用会受到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调节,即当基层公务员的内部人身份感知越强,自我损耗/消极情绪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就越弱。     

关于基层公务员激励情况调查研究

基层公务员在政府机关所占比重大，其激励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工作成效，决定着广大社会群众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本文对基层公务员的需求、积极性影响因素和激励措施、从政动机等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激励机制实施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激励措施，为提高基层公务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加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     

基于传播诱因的社会化营销传播研究

近年来,各类形式多样的社交网站激增,社交媒体用户也达到了前所未用的规模,新兴的社交媒体正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给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一场社交变革.本文正是以互联网用户的传播诱因作为出发点深度解析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而对企业的社交营销给予建议.通过研究表明,用户的社交传播动机可分为:自我表达,身份认同;信息易感,资源分享;利益驱动,行使传播权三种类型.以用户的心理动机为理论基础,结合微博、微信等给媒介平台的属性为企业的社会化营销提出了三大策略建议.     

基于智慧健康养老社区的老年人孤独感探究

智慧养老与老年人健康密切相关,现有养老模式下老年人身心健康问题较为突出。探索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PLS-SEM）方法,以智慧健康养老社区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索多种社交媒体使用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内在机制（以孤独感为例）,深入剖析主动社交媒体使用、被动社交媒体使用、功能型社交媒体使用、自尊、客观社会孤立、生活满意度及服务满意度与老年人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基于社会存在、社会比较与社会支持理论,不同社交媒体使用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功能型社交媒体使用负向影响老年人自尊;自尊对向上社会比较和孤独感都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此外,客观社会孤立调节向上社交比较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客观社会孤立正向预测老年人孤独感。为未来采用社交媒体方式对老年人孤独感进行干预提供了研究依据,丰富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相关研究,也为智慧养老发展提供了支持。     

公务员关联绩效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研究

公务员表现出来的关联绩效能够提高组织效能,而工作满意度能够改善公务员心理与行为,促进关联绩效的提高。论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和关联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公务员关联绩效整体水平较高,关联绩效与工作满意度各维度都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工作满意度得分高者与得分一般者关联绩效差异不显著。工作满意度的内在满意度和一般满意度对公务员关联绩效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外在满意度不显著。     

新冠疫情环境下企业社交媒体使用#br# ——以公共社交媒体为调节变量的研究#br#

疫情期间，以企业网络信息平台为代表的企业社交媒体在防疫安全、信息交流、组织协同、生产运营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员工参与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着企业网络平台发挥应有的效果。国内外有关员工的企业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研究目前存在不足，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受何种动机影响尚不清晰，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对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产生调节作用的显著区间仍缺乏量化数据支撑。因此，基于使用满足理论（UGT），该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模型框架与研究假设。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共享和自我记录是员工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的动机；只有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达到中等偏上或更高水平，才会在信息共享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娱乐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此外，通过Johnson-Neyman方法分析，获得了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产生调节作用显著区间的量化结果。研究发现有助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认识，为国内企业解决信息管理方面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     

数字化内容扩散路径：社交媒体用户分享行为的实证报告及动机分析

社交媒体是目前实现内容病毒式传播效果的最佳平台,而用户的分享行为则是实现这一效果的核心要素,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及对大学生的观察访谈后得知：用户印象管理、个体价值认同与构建、社交关系维护、群体荣誉及群体认同等内在动机,是驱动社交媒体用户进行内容分享的核心动机。而物质奖励等外在动机的介入,反而可能会对用户的内在动机造成干扰,形成驱逐效应。文章由此提出驱动社交媒体用户分享动机的营销策略：提升用户参与感、构建优质社群以及重视情感链接。以此来提升对于用户个人价值、印象管理、社交成本、情感链接等要素的关注。同时要将不同动机的驱动策略组合运用,才能提升用户的分享意愿,最终实现传播效果的优化。     

社交媒体头像呈现与使用动机研究——以大学生微信应用为例

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丰富了用户自我呈现的策略和手段,其中社交媒体头像在用户形象形成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同用户的头像选择千差万别。为分析社交媒体使用动机与用户头像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分析法具体探究大学生微信应用中头像选择现状,以及其使用动机与头像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学生微信用户在头像选择上不愿透露过多真实信息,同时倾向于对照片进行修饰;娱乐性动机、扩新动机和从众动机在不同方面均对用户头像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我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民法的调整对象

各国民法典对民法的调整对象的规定方式并不一致。我国应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对民法的调整对象作出一般性规定,这是立法技术发展的表现,也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民事立法实践经验的肯定。我国《民法通则》与《民法草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一般性规定,在语法及规定方式上均值得质疑。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应摒弃语法错误,对民法的调整对象应抽象为"民事关系"术语。为保持民法调整对象的开放性,应对其作概括式规定,而非列举式规定。同时,应在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一般条款中对民事主体也作出一般性规定,对其规定方式,也宜采概括式而非列举式。     

论公民身份的私法意义

公民身份来源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私法上的效果.现代国家负有社会保障功能而为个人提供生活利益,公民身份成为区别是否有资格分享国家福利的依据.与政府福利机制对接,公民可以依据"公民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而从国家取得法定财产,弱势群体通过政府各种方式的补助而维持基本生活.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权利——兼评我国近年来的市民社会话语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     

伊斯兰民法之基石:土耳其与埃及民法典

《土耳其民法典》与《埃及民法典》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部代表性民法典。虽然近现代以来两国都移植借鉴了西方民法,但是两国的民法典却存在明显差异,相应地形成了中东地区民法典的两种模式。《土耳其民法典》坚持全盘西化,《埃及民法典》则试图在传统与现代间进行调和。由于伊斯兰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间难以弥合的差异,中东伊斯兰国家学习、借鉴西方的法律现代化之路注定不平坦。     

公民社会：一个孕育着公民主体意识的社会

尽管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界定至今仍未一致,但中外学者都认可公民社会是个突显个人权利、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具备了自治性、参与性、公开性和开放性的社会。正是由于公民社会具备了这些特性,说明公民社会的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是与公民主体性的内涵相切合的,也使得公民的个体性和自主意识能在公民社会中得以彰显。公民社会的构建促进了公民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之差异性分析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二者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基础，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关系状态为背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有着不同形式的组织载体。     

民事主体与民事意志的关系——兼读《民法哲学论稿》

主体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又是法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民事意志既是民法学的基本范畴,又是与民法学其他范畴密切相关的一条主线.在解决民事意志的存在资格问题后,具有单一民事意志的民事主体(自然人、法人和国家)就成为民事意志的载体,也才是真正民法意义上的民事权利主体,这是一个新视角.     

民法的伦理化与伦理化的民法

在西方之所以可以完成伦理与法律的分野,那是因为西方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在其无伦理性的地方恰恰有自己的伦理,而如今国际上民法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法又开始了与伦理的结合。通过分析东西方民法与伦理的离合,从而给我们思考中国此刻的民法何去何从带来一些启示。     

市民社会、(市)民法及其构建论略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须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论民事习惯与我国民事司法

事实上,在存在民事习惯的场合,民事主体通常会按照民事习惯的内容作为或不作为,根本不会考虑民事法律规范的存在或者根本不知道民事法律规范是否存在。民事习惯在进入司法领域的过程中,首先是被当作“证明对象”来看待,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主张存在此项民事习惯的当事人依法提供证据;同时法院依职权对该主张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