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学"三大争论"中看"科学范式"对科学理论的形成及发展的贡献

科学理论的发展具有累积式发展模式和否证式发展模式,人类认识史上两类模式的交替促进了科学理论循环往复向前推进。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这就是科学本质特征。把握科学范式的社会性特征,认识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门学科、一个新兴专业成熟的表现。延续百年的地学三大争论是二大范式的科学共同体此起彼伏的学术争鸣,它推动了地学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试论库恩“范式”的认识论意义

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论”的核心是“范式”(Paradigm)。但“范式”究竟是什么,连库恩本人都没有直接、明确地给出一个贴切的定义。据有人统计,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关于“范式”的不同提法就有21种之多,从而使人们对它的理解众说纷纭,相见各异。但是,如果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论述精神上加以理解和把握,关于“范式”的基本涵义还是清楚的,即“范式”就是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与遵循的理论、方法和标准的总体概念。下面,笔者试从对库恩一些论述     

地学革命的哲学意蕴

20世纪的地球科学革命是很有特征性的 :这场革命推翻了经典地学的核心理论——洋陆固定论 ,树立了大陆 (连同海底部分 )之间可以相互“漂移” (drift)的激进概念。这场革命历经了大陆漂移、海底扩张、板块构造三部曲 ,与哥白尼革命十分相似 ,地学革命用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了旧的科学共同体 ,新的范式代替了旧的范式 ,完成了由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科学革命由一个常规科学过渡到另一个常规科学 ,并最终使科学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而不断进步     

理解教与学——构建教师—学生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是一种关于学习和学习者的社会性安排,它承载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载体,包含着我们理解学习的一种新范式,教师—学生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不仅仅是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它更是一种文化过程,但是当前学校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处于分离的状态,迫切需要共同的愿景以统合这两种文化,并创造一个师生共享的自然的批判性学习环境,以构建教师—学生学习共同体,使学习成为教师和学生共同的生活需求和方式.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及其意义

在综合考量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对科学文化的研究之后,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旨在弥合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隔阂,阐释他们在科学文化发生、发展、塑造中的共同作用.科学文化共同体以“科学文化”为根本性质,具有多重结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维系.对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文化学观照,既是对现代科学史研究作深广拓展的一种尝试,也将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一定启示.     

浅议库恩的科学观

托马斯·库恩通过考察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提出“范式”、“不可通约性”、“常规科学”、“科学共同体”等新概念,勾画出了一幅动态的科学发展模式。但他所提出的范式论,尤其是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等思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通过对“范式”的讨论,及其与波普尔、海德格尔的科学观的比较,更好地理解库恩的科学观。     

论库恩的科学观

库恩认为科学发现与非理性因素有关,科学家的直觉、机遇、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均有助于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是内含结构、时空扩展的复杂历史过程;而科学发展是新范式颠覆旧范式、科学共同体更替的革命动态过程;强调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结合,把科学共同体当作重建科学史的逻辑起点。解读库恩的科学发现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历史观,可知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     

乡规民约与村治：研究范式的综述与反思

中国乡村共同体残存而社会未立的格局使自上而下的法治国建设遭遇落地难题。乡村自治范式混淆“共同体”与“社会”的团结性,共同体以压制法而社会以恢复法为自治基础,共同体自治掣肘社会自治的形成。法治国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以乡民自治排斥国家法,不利于乡村从“共同体性”到“社会性”的转型。“官督民治”较乡民自治主张更贴近中国经验,为国家法与乡规民约合作之基础。乡规民约研究的“个性化”范式基于文化自觉或实践理性,注意政治疆域内的地理差异和民族多元,主张国家法的统一理性化秩序应与地方生活经验理性化有更多亲和;但该范式缺乏对个性化乡规民约普遍化和通则化以通向统一法秩序的努力。行动中的法范式关注乡治中有效而便捷的手段,挖掘乡规民约在维风导俗、治安与群防、社仓与资源保护等方面作用;但该范式只关注乡规民约的某一方面,忽视了杨开道的“乡治的整个性”问题。     

学术共同体的哲学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概念前提探讨简

哲学范式源于科学范式。从其性质上而言,作为哲学学派重要标志的范式应当是一种思想性的哲学范式。正像“科学范式”是由多种科学要素所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特定研究传统”一样,哲学范式的概念本质实际上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哲学研究传统。哲学范式的基本构成是蕴含哲学观前提、价值观根据、主要问题视域和系统方法论模式等要素的多元复合的有机系统。哲学范式本身在概念规定上还具有总体性和综合性、基本性和内在性、典范性和标准性、普遍性和共有性、历史性和具体性、层次性和相对性等多重性的特质与功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科学共同体的整体研究取向与科学发现的社会进程

一个科学发现提出后,能否被科学界所接受,这是一个科学发现的社会进程问题。一般地说,科学发现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命运有两种可能情形;或是能得到科学家们较快的确认:或是遭到科学家们的抵制或冷漠。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巴伯在其《科学家对科学发现的抵制》一文中指出,科学发现被抵制是一种有详细的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的经常的现象:他列举了三种文化因素和五种社会因素作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我们通过对生物学发展史中的一些标志着科学发展阶段的重要科学发现的考察发现,科学共同体的整体研究取向与科学发现能否被接受有着微妙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科学史实的分析,说明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显     

考古学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路径

考古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后来该称谓多见于民族学和历史学著作中。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的正式形成。此后学界掀起了一场多视角、多维度、多学科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热潮。考古学作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一门科学,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理论方法上,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范式中的考古学文化和谱系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阐释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实践中,可以从文明探源、民族考古、公众考古三个方向开展考古工作,以此增强文化自信、建立民族认同、传播文化史观,有效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与行政文化分析

“范式”理论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最早提出来的,其中,它的“范式转换”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其它学科领域借鉴来厘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变迁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根据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行政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统治型行政文化范式、管理型行政文化范式以及正在形成的服务型行政文化范式。处于萌芽阶段的服务型行政文化范式,只有以人为本,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成为主导行政文化范式。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观看常规科学中的争论

为深刻把握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观,运用逻辑分析和史实论证方法,对常规科学中的争论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尽管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致力于解谜,但常规科学阶段也存在着科学争论。常规科学的争论发生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也会在不同范式之间展开。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争论与前范式、危机阶段种学争论的作用不同,它只能对科学范式产生煅打和锤炼的效果,而不能直接引发科学革命。     

“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定位：样态、问题及对策

自科学建制化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演绎。科学家角色由传统的单一“学院科学家”转变为包括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样态的“后学院科学家”。随着科学活动与社会因素的深度交织,不同类型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面临角色错位与异化、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越界”、角色定位制度保障不健全、公众对科学家角色误读等诸多问题和困境,从促进科学共同体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健全科学家角色协调协作机制、构建具有实践针对性的科学伦理规范体系、推进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等多重维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及应对之策,对促进“后学院科学家”发挥角色功能、优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高等教育学研究范式及其演进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成熟学科的标志应该是某个科学共同体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理论上或方法上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科学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为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依“范式”标准衡量来看，高等教育学并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但是在研究中存在经验体系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从最初的经验体系研究范式向理论体系研究范式的转变展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脉络，在未来的发展中则应逐渐向问题取向的研究范式转变。     

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逻辑与实践启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生态文明全球共建等主题的深刻理解与系统阐述中,提出“生命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并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领域,成为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统一,既展现丰富深刻的思想逻辑,又具有指向鲜明的实践启示。在思想逻辑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蕴含着“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全球范围内的“生命共同体”追求等思想要旨;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守正创新,体现着对自然万物联系普遍性的深刻认识、对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关系的最新阐释、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先进理念等创新意蕴。在实践启示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彰显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治理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责任观、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观等价值导向,启示我们进行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实践、开展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培育、坚持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原则。     

论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走向

人类文化新走向始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并形成了新的文化构成.其首要表现是人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基本内涵则是从征服自然转向保护自然；在文化精神上,从“敌对自然”转向“敬畏自然”.而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的再认识、再批判、再选择,则提出了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保护自然的思想和文化道路.诸如对科技的反思,科学共同体的协调发展,新的文化视野、文化进化,新的生活理念,人类文化的重塑与重构以及电脑普及与网络文化的发展,等等问题,则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明显而突出的新走向.     

范式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比较

根据库恩的科学范式评价标准,对北美和中国两地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学者共同体、研究的关注点及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双方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很大的差异。从中比较发现,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经历了上百年的传承,形成了传承有序的学术研究脉络,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研究旨趣且边界清晰的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尚缺乏独有特色的理论资源、研究思路和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要成为成熟的理论范式,还需要进一步开发本土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