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失灵——基于对陕南生态移民的调查

利用在陕西省安康市5个区(县)129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比较分析了生态移民户和当地农户家庭收入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特征.结果发现,在搬迁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生态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出现了失灵现象.与当地农户相比,人力资本中的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和最远足迹等因素不再是影响家庭收入的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中的通讯费用、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等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不再具有解释作用.政府应加强对移民的培训,提升安置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帮助移民重构社会网络,鼓励移民建立和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给予移民和当地农户平等的待遇.     

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

利用湖北、河南两省845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值无序选择回归模型分析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禀赋依赖与能力水平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依赖于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本禀赋,而经济资本禀赋对农民夫妻迁移行为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预期和自身能力水平、与其就业结构之间存在不匹配路径,促进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其就业能力与放宽行业准入条件.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往复式流动还是永久性回流：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2883个农村女性劳动力样本,首先描述分析了选择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的农村女性的人口学特征差异,然后利用Logistic方法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农村女性做出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往复式流动决策的做出主要受女性自身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而永久性回流决策受三类变量的共同影响。女性年龄对于往复式流动有正向作用,对永久性回流起反向作用,受教育年限对往复式流动起反向作用。对永久性回流的作用则相反。     

二元制度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流动模型的建立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建立了一个二元制度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模型,指出影响农民做出外出务工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其流入城市的净收益现值,并对决定这一现值的各变量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二元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降低了农民的流动和迁移意愿,限制了农民的外出。最后作者提出了短期内促进农民工流动和长期内保证农民迁移的政策建议。     

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不远游”

以往的理论和文献没有就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达成共识.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年和2012年两期数据分析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从家庭支持角度入手探讨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作用的重要机制.考虑到可能存在样本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倾向性匹配分析方法对回归模型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对农村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长期两地分离而导致家庭照顾支持和情感支持减少是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另外,家庭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有关.随着家庭规模变小和大量劳动力外流,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和健康问题令人担忧.     

农村贫困地区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外出状况与家庭经济发展——基于河北省燕山-太行山、黑龙港流域的调查

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贫困地区人们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大量劳动人口外出务工经商,以期实现个人发展和家庭脱贫致富。本文利用对河北省境内燕山-太行山、黑龙港流域两个连片贫困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家庭经济发展中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的作用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实证证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经济状况有显著影响,但是存在内生性问题;外出务工状况对家庭经济状况有重要影响,然而外出打工只是家庭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而非家庭彻底改变贫困状态从而脱贫致富的根本有效途径。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定居。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激励研究

我国拥有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大部分在城市第二、三产业中就业,其就业质量情况不佳,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工作环境差、劳动权益保护不到位等.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GHM模型,在演化博弈视角下分析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激励的关系,发现对于流动人口劳动权益制度保护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佛山市南海区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了验证.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青海省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论文从生活消费入手,采用修正生态足迹模型,评估青海省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结果显示：2010年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足迹小于人均生态承栽力,不存在生态赤字,但土地结构与生态承载力结构不对等．存在结构赤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足迹略高于农村居民,但全省城镇居民足迹总量低于农村居民：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消费环境基尼系数小于收入基尼系数,消费占用生态环境资源相对公平;从消费项看,交通消费基尼系数最大,食品消费基尼系数最小。研究提出培养可持续消费观念,引导绿色、健康和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等建议措施。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Following are main excerpts of the Report on theWork of the Government delivered by Premier WenJiabao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Tenth NationalPeople‘s Congress on March 5, 2004. --Editor     

制约农村养老社会化发展的因素分析

我国农村养老社会化既是养老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事实上,我国农村养老社会化程度偏低,其原因在于我国农村存在着种种制约养老社会化发展的因素。加快农村养老社会化发展的措施主要是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健全社会养老法律制度,社会养老与农业政策紧密结合,加大国家经济支持力度,理顺社会养老管理体制,分层次、循序渐进地完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上海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老龄化已成为严重影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在分析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与主要特征,指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路径的基础上,关注上海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运用上海市1978年-2013年有关人口年龄结构、消费水平以及相关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海市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居民消费水平构成影响的其他因素,研究表明:人均消费水平、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老年人口比重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呈负向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将会给社会经济生活等带来诸多意义深远的问题.物价指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劳动人口比重等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以从业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人，要以从业人为本。从业人的经济行为决定经济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当事者。应明确责任，采取有力的激励方式，发挥行业协会的促进作用。加强公共服务与监督，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Acting on the Body of the Audie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articularly restrictive context of patriarchal cultu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olitical dictatorship in Portugal in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erms of its moral hegemony and the rigid boundaries that it imposed on gender roles. It i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media reception was forced to find a space for interaction with everyday life. Based on biographic interviews with women born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Estado Novo dictatorship (1933–1974), some modes of receiv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are discussed, along with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constituted an adaptation of the then “new media” to deeply internalised censorship regimes of female and male behaviour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enders. Further to the institutional censorship that strictly filtered content in the medi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ime’s official ideology, there was also, on the reception side, a system of stipulated, conditioned, and supervised practices that were marked by social and symbolic censorship producing what we call “gender-based censorship.” The analysis provides a new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s inherited in the formation of our current identities, in terms of potential for women’s emancipation.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传导渠道研究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利用,以及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值得关注。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三个传导渠道出发,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因为近些年来外商进入我国越来越多的选择独资模式,因而特别在模型中加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倾向的变量,来研究其对就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