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性：媒介技术理论化及其与数字媒介研究的勾连——基于媒介理论与STS之比较

文章运用概化关键词的方法,通过厘清“物质性”概念,爬梳关于媒介技术的两种理论范式,及其与当下数字媒介技术研究的勾连。媒介区别于一般物质技术具有的二元性特点,即象征性和物质性,是人类意向与技术物同源共存的连续统一体。媒介理论通过彰显媒介的物质性发展出一种技术阐释的方法,强调作为物本体的媒介具有形塑文化的能动性;STS则通过质疑科学的物质性将技术本身问题化和去本质化,深描技术物与社会实践相互建构的过程。技术阐释与社会建构两种范式的对话推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出现一种物质性转向,具体表现为从软件研究到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的演进脉络,文章建议关注这一丰富的知识场景,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平台化进程的实证考察中。     

数字媒介技术的哲学思考

随着媒介形态发展到数字媒介,相应的技术呈现出双向互动、无限复制、开放兼容和虚拟性等特点,本文在考察了此前的相关媒介分析和思考的基础上,发现以往的技术哲学、媒介和技术理论在当今的数字媒介技术面前显得偏颇而又局限。本文试图从生产力、实践和人的发展三个方面对数字媒介技术进行哲学思考。     

日常生活视域下中国电视观看空间的建构与嬗变

以日常生活批判视野为基础,依据芒福德“媒介住居时代”理论和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以城市公寓型住居空间为研究对象,梳理媒介住居空间赋形、迁衍、变革的线索,提出电视观看空间的理论建构。之后,以规范抽样的描述统计分析方法、网络质性分析方法和现场质性分析方法,提出规范的假设,对电视观看空间建构的早期、中期和当下进行分析。描述统计分析和质性研究的结果归纳可见,电视观看空间位于住居空间的中心,因其中心化装饰等现象,呈现空间生产的“祝圣”特征。而对电视观看空间安置、装饰形制的分析,发现电视观看空间已生产成为“表征空间”。人通过电视观看空间进行的媒介交往,以及电视观看空间内的家庭交往,呈现表征性的文化图式。最后,于质性分析中加入新媒介对电视观看空间影响的编码,发现新媒介缺乏相应的住居空间偏倚,对电视观看空间或存在侵占乃至消解。     

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

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社会学研究的提升:从经验描述到理论思维

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政策信息学：公共政策学数字化发展的新路径

不同学科在大数据环境下逐渐走向交叉融合,实现内涵、技术、方法的借鉴与创新。公共政策学在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产生出政策信息学的理论研究范式。强化政策信息学研究,有利于提升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本文系统探讨了政策信息学的基本内涵,构建政策信息学的运作机制,并借鉴情报学等相关内容,分析了政策信息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未来发展图景,特别是与我国治理现代化转型目标的适用接口。作为以计算和通信技术来理解和解决复杂公共行政问题的新兴学科,政策信息学既要进一步实现情报学与公共政策学的知识融合,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也要从实践层面搭建统一的政策数据平台,明确决策中信息使用的评价标准,广泛吸收多元化的政策信息分析手段,并且强化数字伦理、维护数字安全。     

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

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社会学领域近几年一个热门话题,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限度,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有关空间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使之具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将是一件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透明的图像：数字人文与艺术史的跨媒介叙事

近些年来,数字人文研究与艺术理论的跨媒介研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不仅为各人文学科提供了诸多可行的思维路径,而且也形成了不少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但同时,这两股性格特征极其鲜明的学术风潮,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缺陷,争议不断。数字人文的问题在于将复杂的智力行为简化为纯粹的计算,缺乏人文学科必要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跨媒介艺术理论,则往往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少有进入形而下层面,开展具体的跨媒介艺术史实践。但事实上,两股风潮是有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的。尤其是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中,数字人文以海量的、整一的数字媒介信息,为跨媒介理论进入艺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建构起了合法的跨媒介叙事语境,而跨媒介理论则能够凭借深厚的学术素养,为简化的数字计算注入一丝思辨的人文气息。因此,分析两者的互补性,以及形成合力、达成协作的可能性,将为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新范式——数字艺术史提供重要的导向。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四论”视角

本文策应与配合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兴起和展开,就这一研究从四个不同视角如概念涵义、背景视野、知行价值和方法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媒介素养教育要阐释媒介——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的层递性内涵,要植入全球媒介融合的大背景,应有独到的知识理论意义和行为实践价值,要立足于新现象新事物提炼新方法新路径等。     

透明的媒介:论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现象学直观

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深入研究,最终奠定了技术主义范式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对媒介的研究也常常被人指责为有"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本文从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整体的人"、"媒介即信息"三个方面来考察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研究,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思想具有现象学的视野,他悬置了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而纯粹地考察了媒介的作用,并以"整体的人"为立足点,对西方文明的异化展开了批判.     

以媒介为核心的文艺传播学研究新范式

文艺传播学综合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以媒介为关键节点,并以此链接媒介文化、媒介产业、媒介产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诸多概念,既可以从理论与抽象层面,也可以从经验与操作层面进行研究。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的前提下可将文艺传播的历时性研究归入文化层面上的上层建筑,将文艺传播的共时性研究归入经济...     

中国行业协会研究综述

行业协会,是市场体制和国家体制之外出现的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性研究行业协会对有效培育和促进其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行业协会的界定与分类、职能、本质与生成途径、与政府关系、运作问题及对策和建议等角度时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而推动我国行业协会的理论研究.     

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研究的选择

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研究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文艺产业化、价值评判的商业化、研究平台的媒介化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文化研究被吸纳进文化产业运作流程,成为传媒产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一.生产化、消费化正在改变文化研究的原有路径,学术中心向媒介转移.引导文化研究的产业、媒介转型在于开拓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保持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反思性.既要开拓理论视野,加快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型,也要积极参与文化生产,建构独立的话语平台.     

跨界运作:中国媒介集团必经之路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发展壮大中国的媒介集团?实现媒介跨界运作,搭建新的发展平台势在必行。然而,现行国家政策和管理体系在此方面的限制使媒介跨界运作难以进行。文章从理论和媒体的实践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     

“异类”的交互与共生：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

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研究以人—机交互的外显行为为出发点，综合技术脉络与人文脉络的双重逻辑，探讨人类与智能机器系统性交互的特定意涵及社会影响。媒介的作用在于连接、交互、转换、生成，人工智能依赖人—机交互系统的机制与运作。“异类”的交互与共生，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核心点。异类智能数字接合形成的交互，数字系统中节点主体的共生，展现了智能社会新世界、新主体的一种样貌。     

媒介即模型：“人—ChatGPT”共生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s)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物质技术、内容模态、组织制度与媒介性四个面向上对当前的媒介理论构成了挑战。在海德格尔的“媒介即语言”、曼诺维奇的“媒介即软件”的基础上，大型语言模型之后的媒介理论变革可以进一步通过“媒介即模型”来阐明。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媒介即模型”意味着一切软件都会被接入大模型进行改造。这一观点为媒介理论注入了面向机器学习时代的新解释力。在“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视野下，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并和其他过去的、同时的，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会信息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制度之一，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范式也将从内容模态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转向语言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计算生成。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层面来看，“人—模型”之间相互叠加增强的交互方式预示了“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的崛起，并进一步涌现出群体智能，这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认识论转型的关键。     

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关于Media ecology的汉译问题

关于“mediaecology”的汉译问题,学界存有争议,或将之翻译成“媒介生态学”,或翻译成“媒介环境学”,概念的不清晰引发了学术研究的混乱。东西方的“mediaecology”虽都秉持了生态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但在研究取向上,是有明显的区别。北美的“mediaecology”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以探讨媒介及由媒介所建构而来的符号环境如何限制人类感受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并由此影响到人类行为为主要研究内容。而媒介生态学属于中国的原创概念,是指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学说。两种理论在理论来源、研究方法和学术关怀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应将北美的“mediaecology”汉译成“媒介环境学”,中国的原创理论命名为“媒介生态学”,以廓清其学科差异,避免理论的混淆。     

数字媒介文学的转型范式与艺术症结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已全方位地介入文学成规的转型和技术美学的书写.从内在的表意体制看,数字媒介对文学构成要素的技术重组,改写了文学与现实之间原初的审美关系,造成了艺术表征关系的深刻变化;从外在的表现方式上看,数字媒介文学呈现为泛审美化和多媒体并用的转型范式.此时需要消除的艺术症结为:克服文学的技术化或日文学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提升新媒介文学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价值,调整好转型期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让文学遵循艺术的规律而不是按照技术的设定来完成自身的历史性转型,     

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

以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是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以社会结构视野为核心,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系统梳理和评述过去三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领域有代表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并描述了其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