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格局及空间分异机理

通过对中国30个省份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了再测算,围绕其时空格局特点与空间分异机理展开探讨,发现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东高西低”特征且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12个地区处于最佳前沿面,余下18个地区则存在较大提高空间。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即存在增强且趋于稳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同时,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包含的省份数量之和已占到省级行政区总数的73.33%,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亦存在明显的局部空间聚类现象。城镇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集聚和财政支农力度是影响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增强关系。具体到不同区域,东部地区的主导因子为财政支农力度,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受农业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的影响更大。     

中国产业基础能力的时空演变格局——产业现代化视角的产业基础能力评价与分析

当前,中国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应着力于支撑和促进产业现代化.基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公共服务能力两个维度构建包含28个基础指标的产业基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2003—2017年中国277个样本地级市的产业基础能力指数,并进一步运用核密度估计法、莫兰指数、σ收敛性检验等方法分析样本整体、三大地带、六大区域和六个城市群产业基础能力的时序演变、分布动态、空间相关性及收敛性,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全国及各地区的产业基础能力明显提高,但分布特征各异;各省份产业基础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但大部分省份属于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产业基础能力及扩散带推动效应有待提高;总体上看各城市间产业基础能力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逐渐扩大,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发散性趋于弱化(或趋于收敛),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发散性趋于强化.因此,不仅要大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公共服务能力,还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缓解地区间产业基础能力差异扩大的趋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进而有效推动产业现代化.     

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使产业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突破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对产业组织的集聚形态进行了延伸和重塑。基于201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整体程度逐渐提高,省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差距在逐渐缩减,地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内陆地区扩散;虚拟集聚程度呈现轻微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严重,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区域间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进一步加速地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并进,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创新要素、空间格局与经济增长

采用1998-2011年间中国30个省份数据,研究分析中国人力创新要素、资本创新要素、产业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与中国30个省区创新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资本创新要素是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产业创新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人力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推动效应的发挥须经历“磨合周期”的考验.为此,加大研发资金的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以促进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耦合式优化,推动研发人员的空间集聚与知识共享.     

中国西部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及其全国比较*--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清城乡经济一体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包含4个维度共27个基础指标的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两步主成分分析对中国西部省份的城乡经济一体化指数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西部整体城乡经济一体化指数呈稳步上升态势，四个维度指数的增长趋势存在显著差异；西部省份城乡经济一体化指数不断攀升，省际差异明显且呈现“橄榄型”分布；在全国比较中，西部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低于东部、中部和东北，且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从变动趋势看，西部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升速度略高于东北，与中部和东北的差距不断缩小，与东部的差距不断扩大并形成“两级分化”的态势。根据上述结论，从分类制定政策、城乡产业结构、城乡经济发展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1990-2010年期间人力资本存量测度、分布与增长质量分解

本文在参考国际标准,界定中国劳动人口年龄范围、经济活动范围和人口统计范围前提下,使用教育成就法测算得到全国及各省1990—2010年期间的人力资本存量。结果显示在总量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从52.19亿教育人年增长到100.64亿教育人年,几乎翻了一番。在省际分布上,人力资本存量向少数大省富集的现象是中国近20年来的基本态势,在地域分布上,存量规模最大的始终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小的始终是西北地区。从增长态势来看,增幅排名靠前的一是经济发展迅速的省份,二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增幅排名靠后的省份主要是人口大省和人口流出大省。从增长质量来看,全国整体上属于内涵型增长,其中高水平内涵型增长省份占到总数的45%左右,保证了全国总体的增长质量。     

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等方法分析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长缓慢。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网络中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净溢出”板块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净受益”板块位于东部地区；“双向溢出”板块位于中部地区；“经纪人”板块则零散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加省份间数字乡村发展的联系强度，而地理距离增加对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有抑制作用。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研究

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入手,选取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2000-2015年的人均GDP指标,采用空间差异测度系数、全局Moran’s I指数、局部自相关LISA分布图,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与分散特征、各城市与邻近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采用网络分析法,建立两两区域VAR模型,进行ADF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研究发现,从绝对差异上来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而从相对差异上来看,2006年以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并趋于稳定。其次,长江经济带人均GDP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特征是逐年增强的,但是各城市间空间关联的紧密程度总体偏低,在经济协作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废气排放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废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是我国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滞后模型对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废气排放呈现出"高—高集聚"(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和"低—低集聚"(西部地区)的空间自相关性;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分别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影响废气排放的因素是多维而复杂的,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废气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加重空气污染程度.因此,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政策,各地区应协同治理环境污染;要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     

长江经济带工业能源效率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能源强度、离散系数、莫兰指数综合测度1999-2013年长江经济带工业能源效率空间差异及发展趋势,并建立面板托宾模型探索工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省际工业能源效率从下游至上游存在梯度差异,空间差异由趋异向趋同转变,省际工业能源效率呈现空间集聚特征;长江经济带工业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比重、政府影响力(财政支出比重)、电力消费比例、研发投入力度呈正相关,与能源消费比例、煤炭消费比例呈负相关,与对外开放水平的关系不明确.提高工业能源效率,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应提高研发投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游地区要加快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中游地区工业能源效率受能源消费比例影响明显,提升潜力较大.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特征与布局优化

本文利用近年省区截面数据,研究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布局优化。研究表明: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整体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型的发展特征和以广东、江苏为驱动力的双核化发展趋势。在局部空间相关性上则呈现出:福建、江西和海南的"低—高"特征;四川与周边省份的"高—低"特征;甘肃、宁夏、内蒙古和新疆等西北四省的"低—低"特征。基于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我国应在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产学研科技资源统筹互动,加速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四川、陕西、河南等中西部内陆省份,要基于独特资源禀赋,主动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应加大力度吸引国际产业资本在中西部地区投资。     

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人口分布效应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中国迁移人口不断向城市群迁移，如何优化城市群人口分布成为每个城市群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选择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人口分布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群人口分布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呈中心化态势，相较于其他城市群而言，这一特征在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城市生产率增加效应在不同城市间具有异质性，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均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中获益，但中心城市的获益程度更高，从而导致城市群人口分布的中心化态势。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强化城市群人口分布呈现的中心化态势；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高技能劳动力在分布上也呈中心化态势。在迁移人口不断向城市群迁移的背景下，研究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角度为优化城市群人口分布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可为城市群发展规划在优化人口分布方面的顶层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通过对中国文化产业2005—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测定,并从区域和行业两个角度分析产业集聚特征,结果发现:从区域视角来看,中国文化产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聚现象,且有明显的地域和产业特色,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东部沿海省市,省域间发展极不均衡;从行业视角来看,音像制品出版业、广告业等行业集聚水平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其中音像制品出版业降幅最大;而艺术表演团体、艺术表演场馆、图书馆业等行业集聚水平较低,但其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其中艺术表演团体增幅最大。     

地区经济差异的动态演化及形成机理研究——基于广东省1994-2008年地区面板数据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目前经济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静态分析显示,1994年以来,广东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高于全国水平,是泛珠三角区域最严重的省份.其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96年之前地区经济不平衡呈平缓态势,1997-2006年不平衡态势加重,2007年之后加重势头得以遇止.动态分析显示,考察期内广东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动态缩小趋势,只是速度相当缓慢,从而使静态加重趋势未能得到迅速逆转.研究表明,广东虽然总体上属于国内发达地区,但省内各地区经济差距却高于全国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重点在于缩小三大经济区之间的差距;加快山区和两翼的产业结构转型步伐,提高二、三产业占比是缩小广东地区经济差异的有效途径;人口负担率居高不下,并且呈现上升趋势,是困扰山区和两翼经济发展从而加剧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扭转其升势.     

基于空间统计学方法的我国服务业集聚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以考察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服务业集聚程度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各省域间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西部的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结构差异扩大。因此,要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稳步推进各地区的服务业集群建设,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关注的热点,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2005-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呈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的特征,且表现为全国波动上升、东部跃迁、中部塌陷、东北停滞的态势.经济外向度、金融发展水平、制造业集聚等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当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同时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优化绿色创新环境.     

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集聚形式与成因研究

运用Moran指数与Gi指数分析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集聚形式,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索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集聚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与规律性变化,地理空间本身的异质性与工业化水平差异是导致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投入量对甘肃省县域经济的空间集聚有重要影响,普遍较低的城镇化率与不合理的地方财政支出对甘肃省县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影响不显著。     

精神卫生人力资源空间集聚的原因及政府责任研究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精神卫生人力资源具有明显向东部省份集聚的特征。精神卫生制度保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其他支持性环境的空间差异及精神卫生的行业弱势是人力资源集聚的原因,并形成少数地区资源相对丰富和大部分地区资源匮乏并存的局面。政府必须承担制度保障责任、财政保障责任、损益补偿责任,以推动精神卫生人力资源的空间均衡配置。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农产品加工业对现代农业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行业集中率和区位商指数,分别从地理空间、市场空间和地区竞争力视角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状况进行系统性分析;进而从资源禀赋、交通便利性、政府行为、市场环境以及农业现代化五个方面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讨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在2007-2017年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在各省的空间分布整体有均衡化发展趋势,但各细分行业呈差异化发展态势;2.中部农产品加工业的地区竞争力不断提升,以东部地区为中心并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新发展格局业已形成;3.资源禀赋、经济开放度、政府行为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集聚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