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抚汉迁回"措施新探

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左宗棠不为狭隘的民族观所束缚,一方面对起义前频繁发生的汉回械斗事件的是非曲直做出了公允的评判;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采取了"抚汉迁回"的措施.这是左宗棠在当时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西北地区民族矛盾、稳定地方秩序的作用.     

关于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族起义及善后措施的再探讨

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族起义过程中提出了“不论汉回 ,只辨良匪”原则和“剿抚兼施”的方略 ,而后他采取了以迁徙安置广大回民和设法恢复农牧业生产为主的安抚措施。这只是进一步暴露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本质属性 ,其中并不存在对回族人民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     

左宗棠“安民”在泾源

186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回族起义,相继从陕西、甘肃发起,十年反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后来在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这场起义于1871年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为了进一步迫害回族,特令陕甘总督左宗棠进行所谓的“善后”“安抚回民”工作。左宗棠在承办“安民”工作中,不惜采取一切残酷手段对迫降的回族鱼肉凌虐、施以报复。“安民”政策就是强制回族分散按指定地点迁移,其目     

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为考察点

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为了加强对甘宁青地区回族的管理,采取了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的政策。从政策本身来看,防范和隔离具有强制性,要求就抚回民严格遵守;而民族同化政策,作为一项长远规划,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一民族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维持了战后一个较长时段的社会稳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甘宁青地区回族的发展。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起义的政策一样,即以“剿”为主,“剿抚”兼施。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也不能不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和狡滑。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那就是:“剿”——“抚”——“剿”,而     

关于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联合”问题的商榷

清朝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年)在陕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是回族人民不堪清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而进行的一次英勇不屈的斗争。但过去有的论著把这次起义说成是“联合”汉族人民进行的起义。韩敏、邵宏谟二同志在《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一文中,也把这次起义说成是“以回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联合一部分汉族人民共同反抗     

凤翔回民起义原因辨析

一八六二年五月(同治元年四月),爆于陕西华县的回民反清斗争,如星星之火,不久即燃遍全省,波及西北大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为期长达十二年之久的“陕甘回民大起义”。陕西凤翔是这次回民起义的重点地区之一。但从新、旧史书上看,关于凤翔回民起义的原因、经过等问题的叙述不甚详细;更有不少诬陷攻击之词充斥于反动史书中,如《清朝全史》第六十六页上载: “先是同治元年七月,凤翔之回民杀汉人,围郡城”;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七三至卷一七八《纪事七》至《纪事十二》的编纂者吴廷锡公然站在反动统治者的立场上,把镇压回民起义的反革命行动标之为:“平定回匪”! 当时的凤翔知府张兆栋在他上报的《禀回民叛乱请发兵剿办由》中更恶毒地辱骂回民     

评金积堡回民起义和马化龙

●本文认为清同治年间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宁夏回民起义是一场反对民族歧视、求取民族生存的不彻底的反清起义。起义中的主要首领马化龙时而起义,时而就“抚”,没有坚定的反清态度,他仅仅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回民群众向清朝统治者进行了有限的斗争。     

论马化龙的受抚与被害

马化龙为清末同治年间宁夏回民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曾以金积堡为中心 ,联合陕西、甘肃回民军给清朝以沉重打击。此文根据新发现的资料 ,对学术界传统的马化龙受抚与被害说提出质疑 ,即马化龙并非时叛时降 ,而是同治四年只受抚过一次 ,后因左宗棠残酷屠杀 ,又激起反叛。同时马化龙也并非“凌迟处死” ,而是被左宗棠派人暗杀     

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

清同治元年(1862),西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次起义波及面广,绵延达十余年,才在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其时发生过一个历史事件:1877—1878年,起义领袖白彦虎在左宗棠追击下率部入俄。对此事件的性质问题,历史学界尚无定论。然而,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殊的移民事件,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学术问题,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陕甘回民的入俄,由此形成了苏联一个新的民族。正如上言,这一新的民族,却又本是中国西北的回民。这对于文化学、民俗学、教育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都增添了新的内容。至于东干语对汉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所提供的新的材料价值,则更是难以估量。     

论左宗棠在陕甘的赈灾惠民实践

左宗棠在陕甘地区进行了很多赈灾惠民实践.他关心民众疾苦,爱惜民力,主张官要为民办事,采取了赈抚回民、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振兴文化教育等诸多措施,重视增强灾民的防灾抗灾意识,发展公益事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对陕甘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且对我们当今发展社会经济事业乃至为官之道都具有借鉴意义.     

左宗棠“勋业”探源

在清季,左宗棠是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历史人物。他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抗俄抗法,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他本人亦由一名默默无闻的乡村举人跃为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入阁封侯,成为满清历史“二百余年之旷典也”。左宗棠的飞黄腾达,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这里不复赘述。本文试图从左宗棠的抱负、才识、性情以及思想等方面作一探讨。一、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胸襟与抱负,为其“出山入世”奠定了基础。左宗棠世居湘阴,家凤朴拙,历代耕读     

明成祖经营贵州述论

明成祖为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经营,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政治上注意稳定政局,因俗而治;经济上实行减免税收、发展生产等民族政策;军事上剿抚并用,抚谕为先;文化上发展儒学,兴办教育。明成祖这些政策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贵州地区的发展。     

试论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局

沈葆桢（1820－1879），字翰宇，又字幼丹，福建峰官（今闽候）入，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沈葆桢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曾自诩“见义即为，无所退避”①。他以言官奏事，深得清统治者的赏识，被咸丰帝誉为“德望冠时，才堪应变”②；慈禧太后亦赞之曰：“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③，因而不断升。1866年9月，左宗棠聘请法人日意格、德克碑协助筹办船厂，并由他们分别担任正副监督，从法国购进成套设备，雇用数十名技师，初步建成了福州部政局。此时西北陕甘地区爆发回民起义。清政府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命其率部镇…     

于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力排众议、保卫北京”,“积极防御、相机战守”,“可抚则抚,可剿则剿”三大部分构成。对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对稳定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明显一些,但对处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似乎不大。     

明英宗时期的南方民族政策走向探析

本文从明英宗统治时期复杂的民族形势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明朝的南方民族政策的变化趋势。文章认为，受到国力衰弱的影响，这一时期明朝的南方民族政策虽然经历了由抚到剿，由软弱到强硬的变化过程，但始终不能根本解决南方尖锐而复杂的民族矛盾，这主要与明朝国力衰弱和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失误有关，同时也是由其实行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民族政策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略论刘铭传“抚番”

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少数民族长期实行“剿”和“弃”的消极政策,从而激化了台湾岛内“番”汉民族矛盾.刘铭传为了加强对“番地”的开发和管理,制订了恩威并济、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制服其心的“抚番”政策,终于将台湾的“生番”全部归化.维护了台湾岛内的社会安定与团结,加速了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巩固了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增强了台湾抗击外来侵略的力量,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卓越贡献.     

明成祖的民族政策

明成祖朱棣在位22年,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上,稳定政局,安抚四方。具体措施是:1.完善建制,置少数民族地区于自己的统治之下。2.优遇、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3.继续对未“归华”之民实行“招抚向化”政策。4.设立专门翻译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5.迁都北京。二、军事上,采取剿抚并用,抚谕在先的策略。对北方蒙古民族一方面借“祖训”力削藩王权力,另一方面对不归附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的撰述与价值

在中国近代史上,咸丰、同治年间绵延西北各地的回民起义规模很大,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汇合成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然而,西北回民起义自身几乎没有文献传世。研究这次起义,我们能利用的,只有清光绪间官修的《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这是军机处关于咸同西北回民起义专     

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经济状况述评——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

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对甘肃地区经济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清廷在西北的政权统治及甘肃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甘肃社会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对同治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的堡寨兴废、民众生活、军队建设等方面状况进行分析。分析认为,此次大起义破坏了甘肃地区的经济,减少了人口,但同时也给陕甘新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了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