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近二十年中国新诗的精神生态探析

近二十年,中国新诗在精神向度上发生了巨大裂变,回顾并考量新诗的精神生态,既是新诗精神重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中国文化生态建设的必然要求.诗歌精神缺失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大众文化语境成为滋生的土壤、对后现代主义的简单套用和二元对抗思维模式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近二十年新诗的无数现象都被囊括在“多元”的美丽口袋中,应该追问的是:那些“多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元”？锚定新诗的精神生态,显示着当下诗歌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依然只是一个开始.     

象征的意义——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本文将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象征”论的接受历史进行了如实梳理和辩证剖析。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中国新诗多从创作方法来理解象征意义,并以“兴”来阐发“象征”。中国新诗在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审美范式,立足自身发展,并进行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人与神──中西宗教精神之比较研究

中国宗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系统是一种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中国宗教所代表的文化系统是非 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第二，在神灵体系上，中国是多神论；基督教则是典型而且严格的一神 论。第三，中国宗教认为人性本善，在道德实践上强调“人皆可为圣贤”；基督教则以原罪论为 其基础，强调人性的不完满，在道德实践上追寻上帝的启示。第四，在对人生的关注上，中国 宗教追求现世苦难的解脱和现世幸福的获得；基督教则追求彼岸的幸福，强调对现世苦难的忍 受和顺从。第五，中国宗教以人为中心，强调依靠人自身的努力得到解脱，对神采取功利的态 度，可称之为“役神”；基督教则以神为中心，强调神对人的拯救，把人的活动视为神的意志的 体现，以荣耀神为人生的使命，可称之为“敬神”。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探析

语言问题一直是困扰新诗写作的一个症结。这一话题对于文化转型、纯文学普遍失势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生存与发展尤显重要。在相继梳理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几方面内容之后，从世纪之交诗坛关于传统、语言资源等论争角度，涉及21世纪初诗歌的语言问题，不仅贯通了近20年来中国新诗的历史；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在跨世纪的过程中，完成了历史的延伸和自身的反思。     

冯至与创造社

冯至因其早期新诗创作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期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冯至与创造社的关系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然而,他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冯至与郭沫若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关联,而忽视了冯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表现内容、创作倾向和美学风格等各方面对冯至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克服困难所得的喜悦"——闻一多《死水》集的写作学意义

写作是个体对生存和生命等根本困难的承担;在写作内部,则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之间的搏斗及最终的平衡。闻一多在《死水》集里呈现出一些生命中最根本的困难,如死亡、人的罪等,但在写作上他没有流于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他以艰难的艺术形式来克服这些困难,寻求一种独特的诗美。《死水》集不仅对新诗在诗形与诗质上的寻求有意义,对于普遍的文学写作,亦是一个范本。     

写作语境论

从写作发生学的视点看,写作语境由三大要素构成:时代精神、主流意识和民间话语;决定写作表达空间的三对矛盾是“时代精神”与“主流意识”的矛盾,“主流思想”与“民间话语”的矛盾,“前卫思想”或曰“先知思想”与“世俗观念”的矛盾。语境作用于写作的基本功能。     

论红色传奇书写中革命浪漫的独特品性

红色传奇文学与它之前和之后产生的浪漫主义文学相比较,具有忠实于现当代宏观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具有符合生活逻辑和科学原理的合理性,红色传奇的浪漫书写充分表现出既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独特艺术品性。这种独特的艺术品性正是对古往今来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浅论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约产生于一千五六百年前。古代文献中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较单一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这个叙事中心来演绎故事。今天流传于民间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更加丰富。将其加以分类 ,大致有三 :一是关于公冶长获取识鸟语本领的故事 ;二是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的故事 ;三是因公冶长识鸟语而发生的其它故事。“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有着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论先秦儒家的和谐社会观

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一是社会政治和谐;二是等级秩序和谐;三是社会关系和谐;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其实现途径是:以“仁”化之;以“礼”节之;以“乐”和之。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来自关东大地的传奇史诗--试论端木蕻良小说

端木蕻良的小说采用了一种立足于生活而又超越庸常生活的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加上作者本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深刻哲思,从而使其笔下的乱世英雄传奇、家族历史传奇、战争流浪传奇和浪漫爱情传奇闪现出与众不同的神采,充满了诗的意境.     

释“传说”——兼探结绳记事的内部运作机制

在殷墟甲骨文字中 ,保留了一些关于上古结绳记事的信息。对这些信息分析可知 ,在结绳记事的内部运作机制中 ,有专人负责结绳和记忆结绳中所记之内容 ,并将其不断地“传说”给他人 ;在该记忆者年老之后 ,还必须将自己所管理的结绳和结绳中所记录的内容“传说”给自己的继任人。这应是“传说”一词的原始义。这样的“传说”不仅并非“无可征信的传闻” ,而且还应具有“信史”的意义。     

月神崇拜与方仙信仰——方仙说产生于古黄县新证

在史前先民的信仰中,月亮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更新的神力,月神因而成为生命之神。上古时代胶东半岛西北隅活跃着以黾类为图腾的月族,即嬴姓的莱夷以及黄人和弦人。莱都归城,归城实即“鬼城”、“巫觋之城”、“月亮之城”。归城南侧的莱山,是莱夷巫觋祭月,将人之亡魂送归月亮以求能像月亮一样永生的神山。最早的一批方士正是从归城一带的巫觋中蜕变而来。其根据是,莱地月神崇拜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灵魂不死的观念来源于月神崇拜;莱人很早就有航海活动,早期方仙神话中的海中三座仙山(岛),其得名都与莱夷以及月神崇拜有关;海市蜃楼的奇观胜景自古以胶东半岛西北海隅最为常见;莱地近齐,春秋末叶以降地属齐国,邹衍学说风靡于世,莱地自应得风气之先。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

世纪更替容易强化对时间流逝和历史变迁的紧迫感.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为题重塑中国形象,集中反映了这一代人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既区别于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古典中国,更一扫“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青春化.     

“三驾马车”的创作及其新变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誉为"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三位河北籍作家在文坛上先后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作,掀起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三驾马车"的成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他们后期的创作在题材和文学视野上,以及作品的批判精神上也表现出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