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契约主义国家观与有为政府

契约主义视角为认识国家的性质以及确定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不仅可以从起源学上挖掘国家和政府的本质，而且可以通过演化过程揭示国体和政体多样化的现实形态，进而可以系统剖析在不同时空下政府应该和实际承担的功能。显然，以公共选择学派为代表的流行契约主义国家观采用了个体主义分析思维和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从而得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致的政府失败论，并由此规定了政府的“守夜人”地位。但从本体论而言，契约主义并不否定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功能，只是强调政府对契约规则的遵守；相应地，如何确保政府做该做并且做好该做的事需要建立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宪法政治体系。因此，基于本体论的契约主义，我们发现政府其实是一种宪法政治意义的有限政府或曰信托论的有为政府，而决非自由放任的最小政府。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承担的职能的内容以及职能的实现方式都存在显著不同，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地承担起应有的职能，由此便导向了真正的“有为政府”。     

检察权的本质及其定位

任何一种权力的出现，都是社会需要的必然结果。但是，如何行使这种权力，却并非完全取决于社会需要，而是由统治者对它的定位来决定的。检察权亦是如此。这种权力，无论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即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控诉。但如何行使检察权，在不同国家及其制度下，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一、检察权的本质——不可缺少的国家公诉权检察机构或检察官是基于国家对犯罪追诉（即公诉）的需要而出现的。检察机关就是公诉机关，公诉是检察职能的最原始的表现。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检察…     

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与契约的私人强制执行——一个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

转型时期频发的社会冲突和利益抗争行为本质上反映了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及为维护契约权益进行的强制执行问题.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缔约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契约履行存在困难,而政府机构以及国家代理人出于自利等原因,国家有时无法有效履行作为正式第三方的职责.因此,契约权益受损方有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或寻求非正式第三方私人强制执行方式.私人强制执行是对国家强制执行供应不足的一种创造性反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交易方产权的积极作用,但只能补充而不能替代国家作为第三方执行的作用.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契约国家正义观的逻辑理路与思想实质

近代契约国家正义观通过批判封建社会神创国家正义理论，提出了一种国家起源于人民签订契约的新理论。这种革命的国家正义观，严重动摇了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国家正义理论，成为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哲学基础。然而，契约国家正义观作为一种论证国家起源的抽象理论，代表着新型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渴望，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理论反映。     

政府问责视野中的国家精品课程复核研究

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和行政优益权理论分析，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实质上是教育部为向公众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确保优质资源的开放共享，而与申请国家精品课程的高校签订的行政契约，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有权对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给予监督并实施复核。     

超越私法:契约的另类意义

在中国文化中,契约的使用局限于民法、商法等私法领域,而在西方社会,契约话题并没有固定在私法领域,相反,它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证明各种现象的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神圣性.人们可以用它来解释社会、国家、政府、主权者、程序原则、道德宗教的权威.西方契约的这种超越私法性,使那些缺乏契约论据的制度和实践面临被抛弃或拒绝的窘境.     

契约论国家观与阶级论国家观的区别及融合

契约论国家观认为国家源于契约,阶级论国家观认为社会的阶级分裂产生国家;契约论国家观认为设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阶级论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在对世界的影响上,契约论国家观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稳定、繁荣和进步,而对阶级论国家观的绝对化理解则使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弯路。融合契约论国家观中的合理成分,引导国家踏上社会契约化之路,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论政府理性经济行为的制度基础

政治统治者履行公共权力的过程就是政府履行职能的过程,其过程会有相当多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国家或政府是公共秩序的守护者和公共物品的供应者.政府也是"经济人",但其经济行为必须理性,政府的理念是公平和正义,政府的职责在于建立一种"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