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论冯友兰对神秘主义的诠解

人们通常将冯友兰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新实在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形态。然而,冯友兰哲学在追求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同时,“神秘主义”也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经线。冯友兰将神秘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并主张“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这种对神秘主义的独特诠解,斫出了一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有机统一的新路径,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形上学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2005年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三史”和“六书”影响广泛,他的“新理学”体系,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人生境界说,还有融入其中的中西文化观,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无不表明冯友兰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将2005年学术界关于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作一综述,以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阐旧邦以辅新命--读《冯友兰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冯友兰的论述不少,其中专题性与纪念性论文大大多于专著,特别是对冯友兰先生的学术生涯、人生历程、人生方式、人生境界作全面系统地综合研究的专著更为罕见。对冯友兰这位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大师级的真诚哲学家,应该进行全方位的历史研究,以使学界对这位志道精思、殚精竭虑、建构独自哲学思想体系,终生为追求中华民族复兴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大师,有全面地正确认识。新近田文军教授的《冯友兰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韩国即将出韩文版)问世,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认识、深刻聆悟这位哲学大师的学术志向、人生境界…     

孔颜乐处与天地境界——从“接着讲”看冯友兰的境界观

“孔颜乐处”是宋儒关于圣人境界的一种学说系统。冯友兰“接着”孔颜乐处开出了“天地境界”。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贡献。     

境界之界分-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之探析

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依据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而作为冯友兰先生“新理学”体系构成的“贞元六书”则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生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哲学。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最终仍要指向人生的问题，从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到贞元六书之一的《新原人》，冯先生通过对已有的文化哲学的分析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进而构化出关于人生境界的体系界分，也最终将对文化哲学的探讨落实到对人主体本身的追问和思考上，这也表现出冯友兰先生对于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和人主体价值的终极关切。     

“即世”而“出世”之“超世”——冯友兰的圣人观

［摘要］在冯友兰，依照“觉解”的程度不同，人生展现为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到“天地境界”之不同层次。面对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境界层级，人生之最终追求是越上“同天境界”，从而成为圣人。然而，圣人并非因其高远的境界而“出世”，而是“即世”又“出世”即“超世”的，亦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正因为如此，圣人是适宜为王的。冯友兰不仅对此进行理论探讨以引导社会，而且自己亦在此哲学观念下度过一生。即，成为圣人，进而成为王，是冯友兰的人生理想。     

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张载对冯友兰思想的影响

通过考察冯友兰的系列哲学著作,其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境界说,“人生四境界说”,尤其是“天地境界”思想的提出,是他对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贡献。考察冯友兰一生对“天地境界”问题的研究,张载的《西铭》和“民胞物与”思想是冯友兰“天地境界”思想的重要来源;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横渠四句”对他的人生理想、学术信念以及境界学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立法哲学刍论

立法哲学是以“应然”立法为中心,探寻立法“正当性”的一门法学新兴学科.立法哲学的学科体系由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部分构成.开展立法哲学的研究对于拓展立法学的研究领域、推动立法学的研究转向和丰富立法学的学科体系都具有着重要意义.立法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思辨(哲学)方法、实证(经验)方法和反思(批判)方法.     

现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

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的形而上学思想中都蕴涵着内在困境.一方面,他们企图建立本体的形而上学,以便为世界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强调哲学对于人生的价值意义.世界的本体与人生的价值在他们的形而上学思想里是分裂的.人生价值是同形而下的境界相关的,而世界的构成又是同形而上的本体相连.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这一困境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其意义就在于,在借鉴西方哲学时,我们应该对西方哲学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方式又带来了另一个困境,现在的中国哲学更多的是对哲学史中人物和流派的研究,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而不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好像只能如此,我们才能建立现代中国哲学.因此,我们更多产生的是专家和学者.在现代中国哲学近百年的历史里,我们很难有世界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论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儒教特征

冯友兰“新理学”表面上褒扬哲学,贬抑宗教,并力图以哲学代替宗教信仰。然而,在冯友兰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表述中,却透露出冯友兰“新理学”潜藏的宗教内蕴,并在对天地境界的“安身立命”、“事天乐天”功能的论述中,以及对命、运观念的诠释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可以归宗于儒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儒教特征使得“天地境界”本身成为儒教发展的新形式。     

论普遍性--中西传统哲学形态的一种比较研究

在人们的观念中 ,“普遍性”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价值观念的东西 ,越普遍的东西就被认为越好。本文认为 ,追求普遍性固然是科学知识发展的动力 ,但是 ,在人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常因为追求普遍性至于极端而造成困惑。本文追溯了普遍性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的源起 ,分析了对普遍性的刻意追求必导致绝对普遍观念 ,以致于脱离生活实际。本文还认为 ,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追求普遍性的自觉意识 ,这是导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形态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意义·觉解·境界——略论冯友兰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人生意义的追寻是人生哲学的必然旨归。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以目的论为人生意义追问的逻辑起点,以觉解论为言说中介,以境界说为人生意义追问的终极界说。这表现了冯友兰对于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和价值的终极关切。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