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反本质主义语境中“文学典型”的命运——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文学典型”的定位思考

文学典型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奠基于传统的"认识论"理念,其出场和成熟是本质主义思维、核心价值观和宏大叙事张扬的体现.随着人文学术思潮的符号--语言论转向和解构主义的风行,文学创作沉醉于语言的能指游戏,文学研究也走入颠覆权威、反本质主义的话语场.强调本质、深度、价值与意义的"文学典型"受到极大的挑战.在学科体系建构和理论知识传播的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文学典型"这一概念及其理论背景、内涵不能被丢弃,而应该被扬弃,即在还原其语境和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加以反思性阐释.     

从“抒情传统”到“叙事传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作为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主张,无论是所谓的"抒情传统"论,还是"叙事传统"论,都未能脱离"本质主义"理论范式。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与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这值得深刻反思。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及其理论拓展,需要突破那种或"抒情"或"叙事"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更多维也更全面地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研究探讨和理论阐释,从而开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新境。     

“众声喧哗”中的“视野融合”——文学意义在读者对话性阐释中的变异

在文学意义生成过程中 ,不仅存在着文学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横向交流 ,而且还存在着读者与读者之间 (包括当代读者之间 ,当代读者与以往历代读者之间 )的纵向交流。正是由于后者中出现的历史阐释与当代解读共聚当下的对话交流景象 ,才使得文学意义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不断发生变异的“效果历史”状态之中。这种在变动中实现的意义变异及增殖恰恰就标志着意义阐释走向了一个更加深刻、更加丰富的领域。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自在的”文本与“虚在的”作品——伊瑟尔的文学文本/文学作品观

伊瑟尔的文学作品“两极说”,从接受美学维度力主“作品大于文本”,而不是文本大于作品,这是同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唯文本主义”理念的一种对话.伊瑟尔的文学文本“召唤结构说”,依据现象学原理深入阐发文学文本之开放性的内在依据,既有别于精神分析学对阅读心理对无意识的阐释,又不同于“读者反应批评”文论所宣扬的文本虚无主义与读者至上主义.伊瑟尔这样的作品观与文本观,丰富且深化了当代文论的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     

魏晋六朝“文体”概念的语言维度阐释

魏晋六朝对“文体”概念持自觉的语言阐释维度,这种阐释理路虽不免推促文论的形式主义化倾向,但此种立足于语言形式的思考路向,可谓不缺位不越位的本位性文学研究,对于推进文学本质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文学语言与现实机制——当代文论中“现实主义”的本质主义形象

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是审视现实主义本质化和关系主义表达的有趣视角。"二十七年文学"指出现实高于语言,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但在文学本质主义的批判中,人们往往忽视了"文学反映现实"的正面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和"无边的现实主义"对"二十七年文学"进行了反思,但在形式革新之余仍然坚持语言可以反映现实。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形式主义同样面临本质主义的危险,这表明现实和语言的等级关系并非文学本质主义的原因。话语理论时代的叙事观念改变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这赋予"现实主义"关系主义的面目,而在特定的前提下,"现实主义幻象"的本质主义嫌疑仍旧存在。     

钱钟书论“复古”与“仿古”

在对待“古”的问题上,钱钟书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为复古辩护,认为源于进化史观的“后来居上”理念在价值论上行不通,“复古”并非“逆流”,而且复古之“古”本质上具超时空性,一定意义上复古与革新对立统一；二是反对仿古、袭古,认为文学创作应注重生活,致力创新.前者强调的是延续,后者重视的是创造,从正反两个不同方面凸显钱钟书关于文学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辩证认识和冷静态度.     

互文性视域中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诗学问题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构成的重要基点。在互文性的视域中，运用历史诗学理论探索文学经典问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维谢洛夫斯基与巴赫金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们认为“传统”在文学中具有决定意义，文学经典由于承载着丰富的传统内涵，在历时的纬度上，它在与传统的互文运动中便呈现出永久魅力特征。二是海登·怀特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在共时性文化系统中探索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文学经典的力量体现在它与其它符码的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之中。两种历史诗学观念构成对立与补充关系，它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文学经典的永久性魅力。     

论“先锋小说”语言的疏离效果

先锋小说为了追求艺术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达到与现实生活的疏理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再创审美意象,他们使用了一系列的方法,使小说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别开来,即语言标点符号的超常使用、句子的情绪化顺序、词语的新组合与搭配、叙述态度的“客观化”等,使普通语言产生一种异质的效果,造成文本结构的外在形式的变异、意象的情绪化流动、形象的新组合与超常搭配以及异乎寻常的叙述态度等,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使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真正融合、统一.     

“生活流”与“意识流”——对新时期小说文体特征的研究

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呈现出两种新的独立的文学叙述方式与结构方式,一种是“意识流”,一种是“生活流”。“意识流”遵守的不一定是线性的“顺序”时间,它常常是跳跃的、逆时的、散乱的、交叉性的,打破了因果论、逻辑阐释的时空基础,是对人心灵隐秘的一种原生状态的如实呈现。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国的“意识流”创作被单纯地看做一种技巧而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发展。所谓“生活流”小说创作同样是在结构原则上疏解“情节结构”对世界武断、封闭的阐释,以纪实的态度,还原生活本相,破解单一观念对世界的注释,以开放性的文本提供解读世界的多种可能。但是,在“生活流”小说创作中,由于知识分子放弃了干预生活的努力,从积极的人文立场上退却,一种极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倾向在滋生蔓延、膨胀,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     

“谎言”中的“谎言”——从文学语言角度思考文学

在传统观念上 ,语言是作为文学的媒介被论及的 ,文学仅在虚构意义上区别于现实真实 ,因此文学被称为“谎言”。而 2 0世纪“语言论转向”之后 ,语言所具有的本体地位 ,使语言成为“文学性”命题的全部问题 ,但由于语言的修辞性或语言自身能指与所指的分裂造成的语言所对应意义的被遮蔽 ,语言因此被一些美学家称为“谎言” ;中国诗论上的“言不尽意”在某种层面上与此种意义上的“谎言”不谋而合。本文将两种“谎言”的不同指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以期对文学语言、文学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文学再现的“神学观念”与解构

文学作为作家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的表达,其创作过程表现出特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文学模仿说"和"文学表现论"预设文学作为一种神性职业的存在,体现出潜在的神秘主义色彩,其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神学观念。20世纪后,随着对文学的本质、功能等问题认识的加深,西方批评理论对文学的神学观念进行了批判。"文学生产论"将文学艺术活动看作一种生产实践形态,从文学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等视角阐释文学构成,要求将文学作为生产的本性还给文学,实现文学对意识形态的生产。解构主义批评对支配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予以反叛。它们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动摇了文学意识形态的根基,体现出试图超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努力。     

“强制阐释”的突破之途——理论之后的审美阅读策略探究

"强制阐释"是在"理论时期"被建构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去审美化"的阅读模式,其弊端是将文学阅读的关注点引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学本身的重要性。为了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首先必须解构反本质主义的"建构论文学观",而坚守"文学是审美的人学"这一基本的文学观念。在此基础上,将始于"审美判断"关注"文学的质量"和重提"审美溶解"作为重建理论之后审美阅读的三大策略,由此克服强制阐释所造成的始于"认识判断"、忽视文学价值的差异、不能以审美为本位等几大缺陷,最终有效地突破强制阐释的困局。     

伊格尔顿:为“本质主义”喝彩

作为一个在文学上决绝的反本质主义者,伊格尔顿在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却又不遗余力地为本质主义摇旗呐喊,这与罗蒂形成鲜明的对比。乍看之下这令人其妙莫名,实际上,这种吊诡的态度与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息息相关。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对本质主义的政治之维鲜有涉猎———毋庸说将此问题予以深入阐发;而此一维度从根本上隐约决定了很多学者对反本质主义的误解、敌视与攻讦。     

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念中的“文学性”,不仅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

纵观西方思想史上对于共同体的定义与诠释，可以看到其由共善、普爱、有序、和谐的“有机体”的建构到对“无效的共同体”的质疑和解构——这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具有相似性。170多年来，华裔美国文学的共同体书写走过了从家庭到族群，从关怀自我到关怀自然及宇宙的逐渐开放的历程，其文化主张也经过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到“世界主义”的变化。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华裔美国文学中共同体的建构要素，依然在于族裔性的彰显、混杂的语言策略与杂糅性文化身份观的表达，其最大的特色是中美文化彼此包容、彼此吸纳过程中的和合与共。这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参照和启示意义：我们只有秉持平等、开放的态度，彼此尊重、包容，才能共存共赢，携手缔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     

对“文学本质论”研究的反思

对“文学本质论”的回顾 :从外部出发的本质论、从内部出发的本质论以及综合本质论。对文学本质论的元批评 :文学本质问题的思想功能和构设功能以及其思想功能的衰微 ,思想和理论的区别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文学理论创新的可能 :古代文论所提供的灵感是非本质主义思维以及回到文学作品本身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