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域阐释先秦至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观的演进

先秦至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观由先秦人文化成的文化观向两汉注重章句之学的经学观、魏晋 六朝注重文章之学的审美观演进.这一演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以赋<诗>、论<诗>等言志为主到有意识地探讨为文审美技巧的品评诗文;二是由先秦文化意义上的实用与审美的并重,经两汉的文化阐释,到魏晋六朝侧重审美的过渡.从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段文学批评观的演进给予学理上的阐释.     

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

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就是先秦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 ,“勇士”(“壮士”)次之 ,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 ,“辩士”次之。先秦与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的这种变化 ,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突破了先秦时代的“外交圈”所导致的 ,即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 ,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     

试论秦汉散文的辞赋化倾向

散文的辞赋化倾向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有了端倪,到了秦汉这种表现更加突出。秦代李斯之文,汉代不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史传散文都具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文采华丽、辞藻丰富,创作手法上的铺张扬厉、踵事增华,以及结构方式上的“主客问答”、散韵相间。推究其原因,既与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创作初衷相关,也是文学发展中的必然性。     

《左传》与汉代文化精神

《左传》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可谓是有周一代史官文化的结晶,也是记录周代文化最详尽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于两汉或隐或显,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一直传承不绝。汉代文化就包孕着《左传》的种种文化因素。如《左传》"著将来之法"对汉代经世致用文化,《左传》"崇礼宜乐和"对汉代礼乐文化,《左传》"蕴美学因子"对汉代审美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论方士与汉代小说

张兴杰此文载1989年第4期《兰州学刊》,文章说先秦还没有出现文学上所说的小说。中国小说的真正萌芽始于汉代。人们往往认为稗官就是王官,就是小说家,就是小说,包括汉代小说的创作者。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稗官不是文学上所说的小说创作者,汉代小说的造作者是方士,汉代方士之所以造作小说,是他们干禄的需要。我们主张方士是汉代小说的造作者,但并不主张方士是汉代小说的唯一造作者,事实上,除方士外,文士乃至儒士,也有加入小说造作队伍的。不过,总的来说,方士是汉代小说最早、最主要的造作者,方士在汉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     

汉代“大丈夫”语汇考

“大丈夫”是汉代男性经常使用的熟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男子的精神世界。这篇短文拟对“大丈夫”语辞的社会心理意义进行初步考察。“丈夫”是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的对成年男性的一般称谓。《谷梁传》文公十二年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论衡·气寿》谈到这个语辞的来源时说：“譬犹人形一丈，正形也”，故“名男子为丈夫”。王充的说法是否追溯到这个词汇的本源，因史料不足尚不能确定。但汉代人承袭了先秦时的这一语称习惯则应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生为婴儿，长为丈夫，老为父翁。”（D两汉史籍这一语汇在日常生活中出现…     

古代诗学"应物斯感"论的建构历程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从主体与客体微妙的审美联系中探寻诗生成之源,从先秦《乐记》开始,经汉魏,一直到明清,建构了“物—心(感)—乐”的艺术生成论,是谓“应物斯感”,成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重要的本体论命题。这一理论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理论内涵都深得中华文化智慧,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     

论汉代长袖舞的舞美元素与审美特征

汉代长袖舞是中国古典舞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在继承先秦折腰、舞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汉代以俗为美,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趣。汉代长袖舞的舞服、舞容、舞姿的形态之美,在汉代史籍文献以及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俑、壁画等文物中清晰可见。本文谨以史籍文献和文物为依据,从汉代长袖舞的表演形式、舞美元素与美学特征三个方面论述汉代长袖舞的形态美,旨在为中国古典舞蹈中长袖舞的欣赏与当代舞蹈的艺术创造提供借鉴。     

魏晋南北朝语言批评理论的审美化转向

实用为本是先秦两汉语言批评理论的核心思想,至魏晋南北朝实用为本论发生了向审美中心论的转化。这种转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辞采美;二是强调声律美;三是张扬句式美;四是讲究文字美。导致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文学形式美的创作潮流、作家对语言美的空前追求、文字学及声律学的研究成果、文论的成熟与理论家的自觉探索及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等。魏晋南北朝以审美为中心的语言批评所涉及的辞采美、声律美、句式美和文字美等仍属于语言的表层美,主要诉诸读者的视觉和听觉。这种对语言表层美的探索为后人研究语言的深层美打下了坚实基础。魏晋南北朝语言批评的审美中心论是先秦两汉语言批评实用中心论,过渡到唐代之后对语言深层美展开研究的中间环节。     

汉《易》与《汉书》

班固的《汉书》没有割断历史联系，他把西汉历史和古史联系起来，表明“汉绍尧运”，历史过程是天意决定的。汉《易》与今文经学是班固架构历史的理论依据。班氏论学术渊源流变体现出易学的通变思想。易学对班固写史产生多重影响。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

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的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在给立功将士的赏赐中。政府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戍边军人家属受到优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汉军功爵制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优抚措施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别,反映了西汉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情结——从汉代散文管窥

汉代文人有着深厚的政治情结,他们积极地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该文主要根据他们的散文创作来具体分析这种现象,并详细阐述了其产生的原因.     

关于汉代“群饮酒之禁”的释析

汉朝政府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曾颁布一条禁令，即“三人已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在汉代此禁酒令应有其固定的司法解释。另从其具体司法实践来看，效果并不显著。造成这种情况有许多社会原因，然而尽管这条禁令虽基本为具文，但我们仍不能否认其在汉代社会治安中所起到的应有作用。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并非单向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相反,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汉大赋衰变探微

汉大赋是汉赋主要体式之一 ,体现了汉人以“大”为美的审美特点。汉大赋兴于汉初 ,衰于汉末 ,其由盛转衰的原因很多。从历史背景方面看 ,既与时代有关 ,也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及对它的利用程度有关。自武帝之后 ,随着汉王朝的逐渐衰落和帝王对大赋爱好的逐渐减退 ,大赋便日渐衰微 ,东汉中叶以后 ,再无气势恢宏的大赋出现。从经学与大赋的关系方面看 ,自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两汉统治者对儒学越来越重视。通经入仕既被视为人生正途 ,且易博得尊官显位 ;献赋虽然也可得官 ,但机会很少 ,即使得官 ,亦颇类俳优 ,地位低下 ,这也是大赋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看汉代礼乐制度之演变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汉代乐器,可知汉代的礼乐制度继承了周代礼乐,但又具有自身的特征。汉代礼乐制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大于经济、地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汉时期礼的等级更加森严,彰显君主专制和皇权的无上权威。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武帝时期乐府的扩建及其职能的转变,汉代乐的自然功能更加世俗化,注重乐为人享用,开辟了汉代雅俗并存、繁荣多元的音乐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