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宪政思潮的勃兴对商人的影响

从1901年清末实行新政以后尤其是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宪政思潮沛然而兴。宪政思潮的传播对商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商人的权利意识萌苏,参加立宪团体,积极参与试办地方自治。商人有了政治历练,逐步成为清末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试论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的提高

在商人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唐代商贾阶层,由于其所处特定的历史环境,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前代商人的新变化、新特点。政治意识的显著提高,就是其中之一。 一 为提高政治地位而竭力挤入仕途,是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显著提高的集中表现。商人跻身仕途唐以前虽然也有,但受几成习惯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局限,商人入仕并不多见。唐初,商人在     

唐代文士入幕藩镇的主客观原因析论

唐代进士资格的获取,也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要真正进入仕途,尚需经吏部铨选、制举或吏部科目选等,释褐非常缓慢.而藩镇的辟署之权、纳士方略为文人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使文士快速升迁,甚至自幕府直登朝堂.幕府优厚的薪酬,使文士生活相对优裕.章檄表奏的撰写与传播,满足了文士精神层面的需求.     

两汉作家入仕途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入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汉代尤其如此。汉代入仕制度举其大要,有察举、课试学僮与太学生、征辟、任子四端。其中,征辟、试学僮与任子三途与经学关系较为疏离,却为作家入仕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催生作家才情、促动作家创作的有效生态环境。     

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对孙逖家族的一种考察

对唐代孙逖家族的深入细致考察,使我们注意到唐代官僚子弟的入仕方式在元和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入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激烈的圈内竞争,加剧了官僚阶层的变动,导致唐代中后期新兴官僚家族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向山东旧族价值观靠拢的倾向。两者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代表了士人向官僚转变的最终完成。     

白居易与元和元年制举考论

白居易参加并登科的元和元年制举,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永贞元年顺宗即位之初拟定的制举。白氏永贞元年春天即移居华阳观,主要不是出于经济贫困和疗养疾病的考虑,而是为了准备参加顺宗拟定的制举。白居易罢校书的时间不在永贞元年冬,而应如白居易自己所说,是在元和元年春。     

论唐代取士中的“文”、“德”道路之争

唐代代宗宝应二年 ,科举制度出现了向孝廉举回归的现象。唐代孝廉举来源于汉代的孝廉举 ,在唐代还表现为制举的形式。唐代孝廉举的出现原因在于科举中的以文取士方向在中唐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怀疑 ,而以德取士方针被重新认可并融入具体操作方式中 ,但这必然是短暂的 ,从长远来看 ,以文取士与以德取士必将融合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     

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

宋朝对官员的文武区分比前朝严格,以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防范和猜忌武将为传统国策。 据《宋史》卷158 《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这段文字介绍了宋时文武官员的入仕之途和负责大部分文武官员铨注的机构演变。 事实上,宋朝文武官员入仕之途颇为驳杂,而非上述的“贡举”至“从军”五等所能概括。对文官来说,自然是科举入仕最为荣耀。据《永乐大典》卷14624《吏部条法》载,武臣有“武举出身”,“军班出身”,“武艺出身” 等等。宋朝虽设武举,而武举并非是武将的主要来源。洪适甚至说:“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有的武举人“既第     

制科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制科是科举制中一个较特殊的科目，它大致经历了两汉察举制、唐代的制举和宋代制科等阶段。从制科的兴衰，看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是很有意义的。制科的特殊，大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制科直接上承两汉的察举制。从整体上看，科举本身就继承了两汉的察举制，但科举制中的常科──唐代秀才、进土、明经等，直至宋元明清的进士科，与两汉察举制已有较大的变革，而制科的变化则不太大，基本上仍是由皇帝临时制定科目，州郡举荐，中央策试。所不同的，两汉察举无淘汰，而唐以后的制举有中与不中之别。第二，制科的科目变化较大，从唐代的百…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刘晏盐法下政府与商人合作的产权意义

刘晏盐法下政府与商人的合作实际上是一次产权的重新划分与财富的重新分配,这次改革造成了商人阶层的分裂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富商大贾通过加入盐籍,获得了这次产权划分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进入封建政府体制内,成为为唐政府财政服务的特权商人,并因此获得了唐政府的产权保护;中小商人被挡在了这次产权划分与财富分配的大门之外,其中很多人走上了贩卖私盐的道路,并最终成为唐末黄巢起义爆发的导火线。     

寒士阶层的崛起与受挫——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处于士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在科举制的激励下,寒士阶层积极投身政治,但他们的现实政治处境却多是坎坷沉沦,这造成了唐代诗人普遍的缺失性体验。这种缺失性体验,成为唐诗创作的心玛动力,促成了唐诗创作的繁荣。     

唐代湖南科举述评

唐代湖南科举总体状况较为滞后。仅考中25名进士,但湘南地区产生了湖广第一个状元,也是进士分布集中的地带,其原因耐人寻味。     

唐前期皇位传承观念及皇位继承不稳定原因再探讨

唐前期的皇位继承状况极其复杂。唐前期帝王都试图接受“立嫡以长”的传统，并努力将其作为制度付诸施行。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唐前期的皇位继承在遵守制度之外又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即不稳定性。从唐代统治者之关陇军事贵族出身和沾染胡化两方面来分析唐代的皇位传承观念，可以探讨出影响唐前期皇位继承的政治文化因素。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贡举(科举)实际上是作为荫位制的一种附属形式而存在,从这个侧面可以发现日、唐政体的异同,探究古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王昌龄开元年间仕履新考辨

王昌龄开元年间初仕宦迹,史料记载语焉不详,令人考订又多分歧。通过对唐代选举制度及相关诗文钩稽、辨证,对王昌龄这段经历予以考订,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通过关试进入守选,曾于当年五月参加制举而未中,开元十九年与二十二年两中宏词,分别被授予校书郎和汜水尉,而后职是开元二十三年春授的。     

唐代监察制度探析

秦代之后,监察制度不断完善。到唐代,监察制度已基本完备,不仅监察机构和职责分工更细,而且监察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和全面。唐代监察制度为此后中国历代监察制度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只能是封建专制皇权的附庸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