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中的公共政策定位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了中国现阶段的公共政策决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而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适当的创新。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认识到中国公共政策一般性的同时还认识到其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找准中国公共政策的定位。本文基于中国处于转轨过程这一大背景,从实践中提出中国公共政策定位的问题,并在分析中国转轨是一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础上,主要从其诞生时的错位性、运动中的非均衡性和行为主体的复杂性等方面进一步证明中国转轨中公共政策的特殊性,进而对中国的公共政策进行定位。     

论中国经济转轨目标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转轨是全方位的 ,具有中国特色。经济转轨特色在体制转轨、产业转轨、发展转轨、战略转轨、文化转轨等诸种目标上得到体现     

转轨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回顾与展望

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转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政府究竟应该在转轨国家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运行,这些问题在理论与现实中都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本文试图以转轨国家干预理论的沿革为线索对这些学者的研究加以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转轨经济中国家干预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加以评价.     

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

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不足和经济运行失衡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突出问题 ,二者具有承继关系 ,都受到同一转轨背景下的体制性约束。由于现阶段中的市场机制还只是框架性的 ,导致经济失衡和失业问题的原因不同于一般性的市场失灵 ,以启动经济自主增长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缺乏体制上的内在机理。经济运行的失衡则是消费的体制性压抑、投资的体制性冲动双重约束的结果。本文认为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是结构性的 ,其实质是转轨过程中传统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市场机制运行障碍 ,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的结果。由于问题产生的体制背景不同 ,实践中的财政政策既无力像西方那样用以启动市场机制的恢复 ,也不可能解决转轨中的体制性约束问题 ,只能提供一个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财政政策作用下的经济运行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转轨中的体制性矛盾最终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     

经济转轨度的比较研究——兼论中俄经济转轨度

目前,研究领域通常采用"市场化程度"或"经济自由化程度"来描述一个国家经济转轨实现市场经济的程度。事实上,经济转轨既同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有一定联系,更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应该用转轨度来衡量国家的经济转轨。转轨度目标体系由三个基本维度组成,即契约主导的制度、行政主导的制度和国民权利与自由。转轨度的起点和终值的确定更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来具体确定,这里以德国为参照国进行分析。比较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从转轨度的三个维度来看,中国转轨度远高于俄罗斯,表明了渐进型转轨优于激进式的改革。     

对转轨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辩证分析

转轨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在实践中转轨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内容、标准以及约束条件,经济转轨的起点、过程、终点的描述和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模式成本——效益分析等。辩证地分析转轨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尽快形成独特和完善的研究问题体系,是解决转轨国家的现实问题和提供科学有效理论依据的前提条件。     

论我国转轨时期需求约束的特殊性

本文论述了我国转轨时期需求约束的特殊性,指出转轨时期的需求约束主要是因为体制的原因产生的,这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的需求规律制约下的需求约束有所不同。因此,治理转轨时期的需求约束不能简单挪用本文国家的政策和措施,而只有加快改革步伐,完善市场机制,才是治理转轨时期需求约束的根本性措施。     

论中国体制转轨进程中政府行为目标的逻辑演进

在我国体制转轨中,政府行为目标的转变控制和影响着转轨的进程和方向。已有的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大多是比较典型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它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本文基于政府双重利益目标的前提假设,针对我国转轨时期的现实国情和特点,具体分析我国政府面对的约束条件,不同阶段下政府行为目标的选择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试图构造一个转轨时期政府行为目标的演进模型。     

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很容易造成路径依赖,难以顺利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轨道。因此,在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沉淀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下,不仅仅需要分析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风险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需要考虑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动态转轨的适应性效率。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下,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规则,以加强根本不确定性和沉淀成本管理,突破经济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这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转轨中的宪政秩序与政府作用——对“北京共识”的一种解析

本文从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出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国家,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转轨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条制度创新-交易成本合理化-增强生产激励-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实现增长的路径。中国在转轨中选择了宪政平滑变迁的方式,这可在短期内化解转轨的经济体制成本和政治体制成本问题。     

我国企业经营者的演变轨迹与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培育

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也经历了一个由官员型管理者向转轨型经营者转变进而成长为职业企业家的过程，并在角色身份、选拔方式、职能定位和素质要求等四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国有企业经营者向职业企业家转变需要一定的体制条件和文化重塑，培育和造就职业企业家队伍取决于体制、机制、社会文化和个人素质等方面的协调效应，中国企业家队伍产生、成长和成熟的轨迹与体制演进的路径有着一致性和同步性。     

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为了深入开展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有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需要重新探讨。经济转轨特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不能将其目标定位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大规模的宪政转轨”。经济转轨的起点是社会真正有意识地摈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的拐点,不是为完善计划经济而进行改革的那个时点。经济转轨是有终点的,而经济市场化或自由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经济转轨的结束与进程的测度应当是有客观标准的,不能任由主观判断。     

政府转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从俄罗斯转轨看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旨在解读转轨国家政府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对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分析俄罗斯转轨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完成政府转型,没有在经济改革前预先构建完善的法制基础。对转轨国家而言,在强势政府护航下进行经济转轨才能避免因体制真空所造成的暂时失败,之后的政府转型方能确保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在强势政府主导下,实现了转轨初始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要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则需要进行政府转型——明晰政府职能,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转轨国家的财产税改革

20世纪90年代,转轨国家普遍推行财产税改革。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同样面临着产权的重新界定、财政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等问题。借鉴转轨国家的经验,我国财产税的完善应当从采用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化计税依据、改革税收管理体制、提高财产税的征管水平等方面入手,以满足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财政的需要。     

论海外华商家族企业的发展与特色--兼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比较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家庭或家族制度作为有别于市场和政府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影响着海外华商的经济行为。比较海外华商家族企业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目的在于廓清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价值取向。     

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

本文是关于转轨的方法论的研究。其逻辑关系如下:转轨是符合经济史一般原理的客观过程,转轨所要实现的经济社会效果、转轨过程中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转轨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不同问题,都体现了这种客观性。转轨又是由一国政府和民众参与的主观过程,转轨思想的确定、路径的选择、政策的设计、过程的驾驭,都体现了这种主观能动性。主观行动的后果是否遵循客观规律,需要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分析工具与方法作依据,对动态的过程进行评价、校正和前瞻。本文提出的转轨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问题,正是在上述逻辑框架下,重点研究对传统分析工具与方法的改进,并将其应用于对中国转轨实践的验证。将转轨的过程性、发展的全面性与演进的阶段性结合起来,是研究的基本前提。     

邓小平"两个飞跃"理论与小农经济改造

本文在研究家庭经营、规模经营、农地制度等与小农经济经济改造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基础上,比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恰亚若夫、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改造小农经济的理论,并认为以邓小平农业"两个飞跃"思想为主线的小农经济改造理论,总结了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农民家庭经营、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新鲜经验,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合作制理论,又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注意以社会化服务支撑家庭农场,改造提升小农的作法,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小农经济改造理论和实践模式,为转轨时期小农经济改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官营资本

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 ,存在着一些扭曲现象。这些扭曲现象集中表现在政府投资入侵民营经济领域 ,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转轨。这些扭曲的政府投资并不是市场经济共性要求的公营经济 ,而是一些政府部门的掌权者滥用权力形成的投资 ,可称之为官营资本。这种官营资本是法治社会所不允许存在的 ,必须及时制止其蔓延并对其进行有效地改造。     

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

本文将有关中国转轨过程的解释分为两大类 :“资源有效配置论”和“制度安排论”。文章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评述。并指出 ,这些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基于这些讨论 ,本文的解释性框架力图内生中国转轨中的一些重要现象 ,包括中国的财政分权。特别强调改革中重工业的技术特征 ,即规模经济以及与下游产业的产业间联系不应该在讨论中被忽略。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解除管制 ,并通过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来提高效率。同时又由于新兴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需要中间产品部门为其提供中间投入和技术装备 ,所以不仅避免了对存量的冲击 ,甚至提高了上游国有部门的产出、就业乃至于技术效率 ,从而使经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实现了平稳过渡。     

中国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权力悖论——认识中国转轨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权力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对市场化的改革起着消极的影响,可以说是"诺斯悖论"在我国的另一表述.这一悖论的实质,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与协调,是政府对市场的侵犯与保护.从政府权力悖论这一角度,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国的体制转轨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