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而具有了世界意义,国民政府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美国对中国作用的重视,这些因素使中国取得了大国的地位。尽管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有其局限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积极意义。即使取得了大国地位,也并不表明在大国关系中就能够获得平等地位。在世界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平等的大国。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源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而这一无形的精神因素又是最不稳定最易消失的。中国内部本身两个政权、两个军队、两个战场的存在就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只有如此认识中国的大国地位,方可解释中国在战争中作为一个大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国民外交

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会议召开前后,广大民众就南北政府参会代表资格问题和鲁案直接交涉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议论,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行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对会议前后的民众舆论和国民外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表现了其对民众的关注和重视。事实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国民外交的大力支持以及民众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认同和拥护,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中国环境外交的开端:成就与问题

1972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中国环境外交的开端.在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开展了大量的外交活动,阐明了我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同各国交流了环保经验.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对环境问题缺乏全面的认识,对环保国际合作的重要性重视不够,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忽略了环发领域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无论如何,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给中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联合国创立初期美苏英之间的分歧与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并成就了联合国这一战后最大、最有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本文通过论述和分析联合国成立过程中大国间分歧和矛盾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的协调一致,试图找寻隐藏在这些分歧协调背后的深层原因。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以及最终的协调一致,也使联合国为战后世界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机制和场所,从而得以实现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和原则。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中国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

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努力调和各方立场,通过出色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为推动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美国使会议无果而终的企图。这次会议不仅使印度支那和平得以实现,缓和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也使中国南部边境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中国代表团还抓住机会,积极展开灵活的外交活动,使中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改善,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并打开了日后长达十几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门,使中美两国有了一个直接的正式沟通渠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文化运动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先后通过中国文化学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等组织推动一系列文化运动,目的是确立三民主义思想在党内至高无上的理论指导地位.但经过重新诠释的三民主义已经严重变质,国民政府所着力推动的文化运动,除了新生活运动在抗战时期还发挥一些实效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读书运动不久即偃旗息鼓.     

浅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从会议的背景、内容、对持久抗战的意义来考察,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是抗战中一次比较积极和进步的会议,应该给予肯定。但由于国民政府政治态度的逐渐改变,南岳会议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冷战后联合国面临的挑战及其机制转变

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使20世纪世界政治跨过了一个历史分水岭。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大转变对联合国的既存结构和机制带来了挑战,推动着这个最大的世界组织进行重建,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联合国有可能执行其作为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保障机构和协调者的使命。同时也存在着被少数大国操纵和利用而为其服务的危险。因此,在跨世纪的年     

中国对联合国观念定位的历史嬗变

中国对联合国所持有的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动因主要取决于联合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表现及中国政府对其性质的主观认定。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自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中国对联合国的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现有的联合国体制并不如人意,但中国需要安定、发展的局面,就不能不与之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身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并在联合国舞台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前瞻

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短期看,由于世界力量对比态势及联合国自身机制的弊端,联合国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将进入困难调整期.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美国也不能完全操控联合国,而且对联合国有依赖性.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联合国将会具有更多的民主因素,其作为国际社会合法性来源的地位也将日益牢固.从长远来看,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将日益增大.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动力机制与前景探寻

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是在基于对国家利益、国家实力、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等的综合考量下进行的 ,这一系列的动力机制反过来也影响着日本未来联合国外交的走向     

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后善后救济的临时性组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沦陷区和战争区设置了分署,负责执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工作分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救济工作主要有协助难民返乡、城乡紧急救济、收容流浪儿童和老弱残废,以及以工代赈。善后工作则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渔、卫生等项事务的复员。善后救济工作的开展对于战后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社会的安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善后救济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共产党

<正> 一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破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体系,废除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被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的台湾岛、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与苏联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相对平等的国家关系,在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中,成为具有否决权的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确立和维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保障国际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为什么抗战时期中国能够一改近代以来的积弱局面,在国际地位上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呢?有的学者过份强调美国的作用,认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美国的恩赐;有的学者片面强调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努力在国际地位提高中的作用;还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赢得的,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地形成的”,但     

推动WTO新一轮谈判的亚太会议--评APEC曼谷会议

2003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召开曼谷会议，会议呼吁应尽早完成WTO新一轮谈判，并讨论了反恐等重要问题。会后引发了关于APEC改变性质的一些议论。作者认为应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坚持APEC经济论坛性质，求得亚太经济平衡发展。中国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使自己在APEC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国民政府遣返东南亚华侨筹划研究(1943～1948)

二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未雨缪绸,精心筹划组织,着手组建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社会部等部门通力合作,详细制订遣侨办法与具体方案,为遣侨工作的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1-1945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努力的历史透视

太平洋战争为中国收回香港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国民政府多次对英交涉却最终失败的过程,揭示了国家力量和外交意志在维护主权中的作用。由于国力不振与国际地位的低下,致使国民政府在外交中表现了极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造成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严重损失。     

中美气候变化战略比较及其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

研究中美两国的气候战略和政策，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中国可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承担国际气候治理的责任，确定和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把限煤、煤炭清洁化利用作为中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治理雾霾污染的突破口。美国气候变化战略表现出摇摆性、外部性、双重性特征，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美国的能源革命，既为实现美国气候治理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保证了国家能源安全，也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一张王牌。 确立“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为协调和处理气候变化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把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架构作为提高气候治理效率和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架构的补充机制，中美应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大国引领作用。把节能、环保、低碳协同推进机制，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作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优先领域。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建立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经验和路径支持。     

论完善我国的破产债权人会议制度

债权人会议作为一个协调和形成全体债权人共同意志的组织机构,对于破产程序的科学构筑和合理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债权人会议制度存在许多缺陷。为了使债权人会议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议在制定新《破产法》时,在债权人会议主席制度中引入专业人士机制;建立破产债权人代理人制度;强化债权人会议的程序参与权;建立破产监督人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