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情造景——柳宗元《渔翁》诗小议

一首成功的咏景诗,不独能够以洗炼的笔墨勾画出一幅生动形象的山水画,更重要的是能够恰当地传达出作者所寄寓的思想感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所以,为情造景乃古来高手所共同着力之处。明白此理,在进行艺术鉴赏时,才好探得诗人胸襟,而不致妄测臆断,割断了诗中感情贯穿的脉络。文学史上对于柳宗元《渔翁》诗的评介,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诗如下: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试论阮籍《咏怀诗》与当代朦胧诗

刘宋时代的颜延之说,阮籍的《咏怀诗》“难以情测”,钟嵘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唐代的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遇,因兹发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可见,对阮籍的《咏怀诗》,不要说我们读不懂,就是距他很近的人也莫明其妙。千百年来,对《咏怀诗》的理解,不少人都是在猜谜。     

郭沫若早期诗论初探

一 郭沫若早期诗论的核心是主情说。他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他把感情的作用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阐发的。他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感情本身,有了感情,即使“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这样,郭沫若就认为感情是灵魂,是实质,至于“诗”,只是感情的某种表现形式。郭沫若的这一提法确实是抓住了本质,抓住了特点。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经过两度转换而变为作品的文学创作机制的过程：“蓄愤”、“郁陶”──情感的一度转换，强调人的自然感情要经过蓄积、回旋和沉淀才能转变为诗情；“联辞结采”──情感的二度转换，论说情理的形式化，就是以优美的形式实现对情感的外化或物化。“情者文之经”，情采篇是强调诗“缘情”的审美化的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语言的情意性特征

文学语言的情意性特征,是指以文学语言写人、叙事、状物、绘景时浸透其中的感染人、影响人的情意特征。若对情意进一步探究,情可以诠译为感情,意可以诠释为意蕴。这里所说的感情是指情状、情味、情致。这里所说的意蕴是指蕴含的意义、意味或者说是指蕴含的理趣。美国阐释学家赫希指出,意味与意义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意义”是指作者写作时意指的东西,“意味”是指一部作品对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含义1。根据这种阐释,我们也有理由从“意”中分析出“意义”和“意味”两个相对的概念,以“意义”指称文学语言的表层的意思或浅层的意思,以…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诗品》“晋记室左思”条释读——兼与袁著《中国文学史》商榷

《诗品》“晋记室左思”条中“文”指左思的五言诗;“典”不是今人所谓的典故,而是指一种重在表情达意,适度加以藻饰,既不轻靡也不朴野的语言风格;“怨”突出了左思诗歌的感情特质,是缘事而发的哀怨之情;“精切”应作“情切”,即感情深切之意;“讽喻”指用适度修饰的文辞表达愤世之情。袁著《中国文学史》对这段文字的解释不够准确。     

《诗》有楚声论

《诗》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这是事实。但前人已指出,《诗》无“楚风”而有“楚涛”。这是从地理上考察的结果,主要是认为“二南之诗”大部分在楚国境内。“二南”即指“周南”、“召南”,其地望大部分在汉水与颍水之间,属楚国境内。宋代学者王应麟《诗地理考》曾对“二南”诗篇中所提到的江河水名等,作了详尽的地理考证,他甚至认为“今名夏口,即诗所谓‘江有汜’也。”如此,则“二南”之诗的地区已直达长江了。当然,对《诗》中的江河水名,不作专名提及时,不必太拘泥,但以此得出《诗》有“楚诗”的看法,还是可信的。我们还应该从音律、语言等因素上,看到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相互渗透融化的情     

论意境

(一)什么是意境?意境,是文学作品通过形象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由此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和情调。从主观上讲,所谓“意”,即作者的思想感情,属于主观感受,但它不仅仅是一己之“情”(指感情),而且又是社会之情。从客观上讲,所谓“境”,即所描写的事物,属于客观对象,“境”不仅仅是单纯之物,同时又是自然之形融合于“情”并与“神”相统一的典型化之“形”。这种由感情而理性,由个别而普     

论晚明清初小说理论中的“情”

“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公孙尼子《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这是最早以“情”解释文艺的本原的说法,《诗大序》表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又是文艺批评的尺度之一: “丽靡过美,则于情相悖。”(挚虞《文章流别论》)“情”也用来概括文学的基本内容,《文心雕龙》“情采”篇就以“情”指内容,“采”指形式。由“情”,还生发出“情性”、“情志”、“情兴”,“情致”、“情趣”、“情境”等一系列概念。     

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读《诗词若干首》的启示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词若干首》。据“出版说明”,这是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所圈选的唐宋明三朝诗人歌咏四川的一些诗词。书分两部分,每个部分前面都有影印的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前者是:“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后者是:“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选本,学习它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有助于克服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个选本,应当成为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     

诗的意境美

每当人们谈起一首好诗的时候,往住有此诗“感情真挚,意境优美”或“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等一类的赞语.所以,作为一首好诗,就应该有其独特的意境.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真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渭之无境界。”可见,诗词的意境,就是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和谐统一。     

钱谦益入清后诗“诗其人”辩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从清初以来便被指责为"作伪"、"自刻饰",甚而说是"表演"。由于论诗逻辑的武断简单,使钱谦益诗处于百口难辩的境地。分析话语者的时代和心理背景,考察钱诗所写的事与情,我们认为,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是真诚的,符合他"诗其人"的诗学理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志行,亡国之痛,沧桑之感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共有的感情。在钱谦益评价上,我们不能以其曾经有过贰臣的经历而重蹈前人的覆辙。     

新诗象趣谈

<正> 象为诗之貌,佳诗必有象趣。在古典诗歌中,不乏象趣盎然之作。在现代、当代的新诗中,对于象趣的艺术追求更成为展现新诗现代美的重要途径之一。诗歌是主情的艺术,是感情升华的晶品。感情之于诗,如血液之于人体,水分之于草木,是诗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诗歌必须动人以情,好诗必有情趣。诗歌在最高的内容层次上,力求以诗情的旋律去进行哲理的探索,这是诗对最高思想境界的一种追求。所以,诗     

诗“贵情思”——明代主流诗学论诗的音乐性

李东阳是明代主流诗学的早期代表。他在《麓堂诗话》中说 :“诗有三义 ,赋止居一 ,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 ,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 ,则易于穷尽 ,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 ,形容摹写 ,反复讽咏 ,以俟人之自得 ,言有尽而意无穷 ,则神爽飞动 ,手舞足蹈而不自觉 ,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里应该郑重指出 ,“情思”包含了“情感” ,但其含义又非“情感”二字所能取代 ,因为 ,它同时还强调了感觉和音乐效果。“比兴”与“情思”的联系指向对诗人感觉的关注 ,“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与“情思”的联系则表明情感、情绪与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