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学与文章创作——清代浙东学派“叙事之文”研究

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著称,主张文章创作应以经学、史学为根底,形成了为文的鲜明特色。黄宗羲等主张文要补史之阙,因此多作"叙事之文",旨在记述、保存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文献,以期有助于世道人心;认为先儒都是"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作文也应该写"其心之所明",凸显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这些主张和创作契合了近代文学启蒙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先声。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道教的治国观及其当代启示

道教主张以"道"作为治国行政的总根据,通过"生化之道"和"教化之道",阐述了"法道行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依循"道"的特性提出了"清静"的行政原则。道教认为,应该以"清静之政"为治理模式,去化解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社会井然有序的行政目标。道教对行政之道、行政原则、行政目标、行政方式的探索,蕴含了治国化人应该树立的敬畏精神;道教主张治国行政应该体察民情、关心百姓、顺应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提高行政者素养,这些主张可以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     

论戊戌时期的“排荀运动”

先秦儒家,经孔子删定《六经》而定型,孔子死后,遂亦分裂。据韩非记载:自孔子之死,儒分为八。迨至战国,孟、荀二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两大流派。 孟、荀二人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治学方法不同,虽然他们都属于儒家,在政治上都主张结束春秋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统一,在思想上却有较大差异,如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孟子主张讲仁义,荀子主张隆礼;等等。因此,在后的荀子不仅骂子张、子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而且对孟子乃至子思进行了猛烈抨击,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此种谬说流传,实“子思、孟轲之罪也。”     

嘉前靖期承前启后的文学思想

承弘正诗文复古思潮之绪馀,嘉靖前期的文学思想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顾磷、崔铣等复古派成员将精力转向道学;唐顺之、王慎中等人主张师法唐宋古文,并接受阳明心学影响;杨慎、高叔嗣等人主张师法六朝或中唐诗,追求情韵深远或藻思丽逸之美.他们为文学思想从复古到革新方向的发展作了铺垫和准备.     

刘子如社会改良思想:内涵及影响

刘子如不但是重庆近代巨商、慈善家、爱国者,而且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社会改良家。其宗教改良体现在:自办、自传、自养的"三自"原则。教育改良包括:教养兼施、工读结合、因材施教、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务求为国育才。政治经济改良包括:"我有产则与人共之"的理想;主张学习西方强国之术;科研领先发展现代工业,重视交通教育等;反对崇洋媚外,主张民族平等,自力更生,伸张民气,以实业强国富民。     

汉赋与儒家思想

现存汉赋及其相关背景资料显示,汉赋实以儒家思想为主.其政治思想主张以史为鉴,王道天下;其教化思想主张以礼法治国;其圣贤王道思想主张以圣贤为榜样,将历史圣贤化.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全面影响了汉赋的创作,而汉赋的创作又对儒家思想产生影响.在儒家思想为主的态势下,道家、百家思想依然存在.老子为代表的玄学经扬雄发扬,出现新气象,而谶纬之学时有表现.     

利他主义新探

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现行伦理观,仍属于利他主义而渊源于儒墨。只不过,儒家是爱有差等的利他主义,主张爱亲多于爱民、先亲后民、"亲亲而仁民";墨家是儒家的否定,是爱无差等的利他主义,主张同等爱亲民;现行伦理观则又是墨家的否定、儒家的否定之否定而成为一种新的爱有差等的利他主义,它主张爱民多于爱亲、先民后亲、"全心全意为人民"。     

儒家的人权思想——以唐甄的男女平等论为中心

明末清初 ,唐甄在学术上主张实事求是之学 ,批判宋明理学的性理空谈 ;他根据阳明学的四民平等论 ,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 ,主张人实际的本质上的平等。具体到夫妇、男女关系的平等方面 ,唐甄从人之天赋人格平等这一前提出发 ,认为夫妇、男女关系都应是平等的 ,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的“男尊女卑”、“夫为妇纲”等封建纲常伦理 ,具有了近代人权思想的某些观念成分     

宋鈃、尹文为墨家一派

<正> 宋钘、尹文是稷下学宫的一个重要派别,也是先秦诸子中一个较重要的派别,在“百家之学”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因为宋钘、尹文都没有著作传世,就使他们在哲学史上成为“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郭沫若:《青铜时代》,第269页)。因此,找到这一“脱了节的连环扣”,弄清宋钘、尹文的派别属性和学术渊源,就成为学术界普遍重视的问题。但直至现在,学术界对此似乎尚没有定论。主张他们是黄老学派(道家的一个支流)的学者有之,主张他们是墨家学派的学者有之,主张他们是名家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

本文通过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中出现的一件有关元代亦集乃路官府管理酿酒业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元代官府造酒生产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逐渐发生了变化;并初步揭示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府自用非商品酒生产由官府集中生产转变为官府管理下的分散酿造,体现了封建官府变相多样的求利手段以及国家宏观、有效控制酿酒业能力的不断完善。     

元曲家石君宝籍贯考论

关于元曲家石君宝的籍贯，历来有平阳人和盖州女真人二说。孙楷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透露出以下线索：石君宝好友之子王恽，与石君宝之婿姜或，不仅曾为御史台同僚执友，而且又同时任官平阳。石君宝与王恽、姜或同在平阳，王恽墓志铭所记石君宝为盖州女真人不会有误。由此可知，石君宝本辽东盖州女真人，后居山西平阳，致力于杂剧事业，成为元杂剧重要作家。而石君宝杂剧中表现出的较多女真民族社会生活习俗及草原文化道德观念，进一步说明了石君宝确实是一位从盖州进入中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而被汉化的女真民族元曲家。     

元代官府祗应酒品的生产与管理——兼与《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一文商榷

本文对黑水城出土编号F9：W105的汉文文书进行解读,指出前人研究的舛误之处,并总结该文书主要反映了这样一些元代社会现实：由于甘州路及其所属驿站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为了确保驿站对过往使臣酒品的祗应,甘肃行省省府对于甘州路官府酒务槽房的生产和各项开支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元代民间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獗,社会借贷之风盛行,不仅普遍存在于民间,还存在官府向民间借贷的现象;甘肃行省作为元代酒禁的重点地区,酒禁政策的执行对于槽房酒业的生产冲击很大,使其常常处于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停止生产的境地。     

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清初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基本因袭明制,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清初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又有许多改革和创新。中央官学方面,鼓励纳资入国子监,招收例贡、例监等各类监生;地方教育方面,清代书院、社学官学化程度很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不论官学、私学,均以科举为核心,成为科举的附庸。《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文化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即清初)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状况。     

元代官府公文传输的几个问题

本文考察了元代急递铺设置的目的、过程,揭示了它与宋、金旧制的关系;指出,设铺道路的选择以便于文书传递为依据,它与驿 路并不统一,在不通驿的州县也设有传输公文的急递铺;并依据西方旅行者的记述,认为元代急递铺在传输信息时可能使用了马匹。     

何炳松史学研究二题

暨南大学已故校长何炳松先生是中国 2 0世纪前半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过去在研究何炳松史学思想时没有对实证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研究 ,更无人提及他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以此两题展开讨论 ,论证西方实证主义派与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关系 ,进化论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以及何氏三篇蒙元史论、译作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李俊民当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十四日。25岁时中进士,走上仕途,先后任下邳守、沁水令、彰国军节度判官等职。一般认为其归隐是因金末时事动荡,其实主要是仕宦十余载,沉沦下僚,李氏遂厌倦而归隐。而后39至59岁,李氏在颠沛流徙申生活,先后在福昌、伊阳等地避难,甚至一度流徙到南宋之襄阳,其多首写襄阳生活和风物的诗可为明证。元太宗七年（1235）,沦为遗民的李氏应泽州守段直之邀,返乡泽州,一直到85岁辞世。晚年的李氏主要生活内容是为金源遗民,存文保道,故面对蒙元朝廷的延请,其态度是可为其筹略谋划,甚至支持重视儒家文化的忽必烈称帝,但他始终坚持隐逸之志,绝不做新朝之官。     

天籁词艺术论

天籁词直接承嗣遗山词,是北宗体派在蒙元时期最重要的创获。天籁词中不乏"清隽婉逸"之作,但就基本倾向而言,更具苏、辛、元豪放慷慨之风范。决定于白朴特别的人生经历及人生价值观,其词更接近东坡清旷放逸一格。白朴词多数作品很讲究艺术技巧,特别是在音韵格律上十分用心,其艺术造诣在当时北方词中当属上乘,堪称元初北宗词艺术形态的一个范本。     

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

唐代举制与选制是分离的,举选权利即参加科举考试与铨选的权利。唐前期承前代之余绪,商人举选权利被剥夺,教育权利亦受极大遏制。唐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子弟逐渐可入官私学读书,并参加科举得官入仕。这是衡量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可资参考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商人入仕之途至此发生实质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