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

本文将投资秩序理解为特定企业体制下的企业投资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运行规则和实施程序。文章认为 ,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 ,企业体制变动会改变企业原有的投资秩序 ,而投资秩序的改变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行为。以投资活动而言 ,企业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同 ,经理阶层的有限理性发挥程度、处理信息和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也不相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以制度安排和路径依赖为分析框架 ,针对我国现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股份制 ,分析了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在总体格局上所存在的问题。     

论道德秩序

秩序与规律性可以等同起来,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公共领域中有规则存在的特定状态,是其即时发生的均衡状态。将均衡分析引入到伦理学中来,对道德秩序进行分析,可以使道德秩序问题数量化。这对于道德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伦理秩序是较为原始的人伦生活的有序化。近代工业化后,使社会伦理秩序以新的形式出现,衍生出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制。在国家中存在的道德秩序是通过立法、政策调适而实现的。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等问题常与创造秩序的合法化相冲突。在一个好的国家中,公民皆愿在国家的指导下,过有理性的有秩序的生活。     

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理论研究述评

从18世纪古典经济学产生到当代,有关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的学说,大体可分为自发演进观、理性构建观、立宪自发演进观、构建—演进和谐论等几类观点。前三种模式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后一种观点较切合我国实际。我国应根据构建与演进相结合的市场秩序形成学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哈耶克“自发秩序”新探

哈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秩序"概念包含两个基点:一是社会秩序的自发性,二是个体的自由性。哈耶克认为社会历史是"自发秩序"的演进,也许和资本主义历史实际不相符合,但"自发秩序"作为一种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在于揭示历史文本的本来面目,而在于解释的现实意义,即个人自由向社会秩序的转化不能遵循少数精英的理性,采取强制变迁,而是通过自由平等对话、解释、博弈、实践,获得个体认同的过程。     

扩展秩序是如何生生不息的?——兼评自发秩序的内在缺陷

西方社会传统上推崇两个自发秩序的机理:市场和法制,并认为这两种机制是社会扩展秩序的根本基础。实际上,这两种机制却同样也具有内在的缺陷:市场在推动人类社会秩序变迁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内卷化”;而纯粹的法制秩序则隐含了人为因素和形式主义的二律背反。事实上,秩序的扩展具有自发和自觉两方面的动力,每一方面的合理谨慎运用都可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这两种动力的共同基础是伦理的认同。那些长期看是自发演进的东西,在短期内实际上都打上了当代人的“人为”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都是理性设计而成的。     

伦理秩序的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是伴随着理性至上主义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置疑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伦理学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伦理关系合理性是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交往关系的根本性把握中获得的;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合理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是"活的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也要受到合理性的反思,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     

犯罪与秩序:后现代理论视角的分析

犯罪是一种恶,但犯罪又非绝对的恶,犯罪有其相对性;秩序是美好的,但又没有至清至纯的秩序。后现代理论对理性的怀疑、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对于我们看待犯罪与秩序并形成相应的观念有所启迪:对于不同的犯罪,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     

法律秩序的概念分析

文章介绍了国内外法律秩序概念的学术之争 ,确立了法律秩序概念的基本理念 ,即法律调整、形式合理和进化理性 ;同时 ,描述了法律秩序概念的外在特征 ,即具体历史进程中多元化型态。基于以上分析 ,最后对法律秩序概念作出了科学阐释 ,以助于人们完整地把握法律秩序的概念。     

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体制的建构,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新的伦理和法律秩序的建构.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蕴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生成于特定的客观经济利益基础,从不同视角并基于不同的作用机理对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价值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方式,通过主导与先导功能的释放实现二者的最佳配置,以确保社会的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     

制度、自组织与秩序--兼论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

在促成良好社会秩序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强调秩序是由制度规范出来的,主张用制度去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促成所欲求的秩序,但是仅有制度,或者说仅从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去考虑,并不足以有效地促成秩序,秩序的形成与维持还需要另外一种机制:自组织,并且这种机制的作用可能更为根本。当前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定程度上的失序与不和谐,也往往是由于社会的自组织性有所减弱所致。     

重申方法:传统家族秩序反思的方法意识

家族秩序的复兴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大社会事实,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家族文化也陷入理论困境.运用"经世致用"的视角来看待家族秩序的复兴问题,用"有限合理性"作为分析家族文化中对现代化过程的阻力与动力因素的方法论工具,解读儒家家族文化解构和重构的现代命运,是本文试图寻找的一种理性的价值判断.     

和谐社会中伦理秩序的建构

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动态的理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和谐社会分别体现着追求民主与平等、公平与正义、共生与仁爱的伦理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要惩治腐败,彰显法律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分配公平;还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积极向上而又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     

人学视野中的秩序

本文在人学的视野中重新考察了秩序。首先 ,从人的需要出发阐述了秩序的含义 ;其次 ,对秩序进行了人学的分层 ;再次 ,从秩序合法性的角度追问自由秩序如何可能 ;最后指出 ,人类所欲、必需且可求的秩序是一种可持续的秩序     

论社会发展不平衡与道德秩序

由于社会分化和区域差别的客观现实而引发的道德秩序的急剧变化现象,其实质是将社会发展简约为工业化、城市化,把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简约为纯技术性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下,评估社会发展立场就从价值性道德秩序转变为目的性道德秩序.这两种道德秩序范式的差别与对立,并不简单地是近代以来东西方个人主义的差别与对立,它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权利之规制理性之使命——大陆法系视野下的国际秩序

从大陆法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出发,本文回溯了该法系的精神实质——“权利”与“理性”的煅造过程,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了该法系的国际秩序观.本文认为,大陆法系视野下的国际秩序特征可以概括为“权利之规制,理性之使命”.这一观念为国际秩序的不断趋于完善提供了动力,但也限制了国际秩序的构建在价值和方法上的创造性.     

秩序良好社会的稳定基石——浅谈罗尔斯的重叠共识

面对理性多元的事实,罗尔斯在对秩序良好社会的建构上,放弃了以往的正义观,提出了不同理性的政治正义原则。该原则的理性不但能够达成多元理论的重叠共识核心,而且也具有现实可能性,并将成为建构秩序良好社会的可靠保障。但当面对当今的政治现实状况时,罗尔斯的秩序良好社会仍然只能看成是逻辑上的可行性,而缺乏实践上的应用性。     

论政治哲学视野下的政治秩序问题

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秩序是人类对事物整体进行理性把握的一个标志,政治秩序则是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群体生活安排的活动.而政治秩序在实践上又是人类自我组织群体生活的结果,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在追求良好生活的实践中,人们不断反思、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认识论意义和实践目的.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校园伦理秩序研究

伦理秩序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实存于学校管理的结构形态中，其首要问题是基于人本的实现并获得人们自身的伦理生存意义，它在校园制度建设、目标达成、组织管理、人际交往等方面显现出特异价值。校园伦理秩序研究应围绕学校教书育人的特征，考察学校管理机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深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辩证认识以及对当代社会精神的执着把握，建立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学校管理秩序。     

陌生关系熟悉化——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选择

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陌生关系增长并影响了社会生活,但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还在延续传统,依靠熟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陌生社会没有替代熟悉社会。根据在长春、株洲和北京等地的市场交易秩序调查,发现熟悉关系陌生化可以为欺诈性交易行为提供方便,而陌生关系熟悉化则可以为诚信交易和稳定交易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应当在中国社会陌生关系与熟悉关系同时并存,而且熟悉关系依旧发挥稳定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市场交易秩序问题,探索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不应当单纯依据具有先验性的理性选择原则解释中国市场交易行为秩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