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新诗歌”专辑研究

基于东北沦陷前期诗歌生产的颓势,《新青年》诗歌编辑于1938年刊出"新诗特辑",初显了其为振兴东北诗坛做出的努力,可称为"新诗歌"专辑的前征象。《新青年》附刊"新诗歌"专辑的出版,是东北沦陷区期刊诗歌编辑挽救新诗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东北现代诗歌历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研究价值。"新诗歌"专辑显示了以知名诗人金音领衔的阵容可观的诗人群体,诗作呈现出以个体生命的体验表达对社会、人生、理想的认知和贴近现实的书写与抒情等特征,显示出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影响,诗人对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创作格调的双重选择与探索。     

“我们”何以要向左转——威廉斯的“我思”与其“内在的语境主义”

晚期威廉斯用“内在的语境主义”来对作为“生活形式”的实践作出批判性解读，该解读内在地关联于威廉斯对“我思”结构的阐释。威廉斯将“我思”结构中的第一人称作复数理解，依此区分两类“我们”。他又将“思”作“批判性反思”理解，强调实践同时是批判之实践。因而他将“对比性的我们”作“左翼维特根斯坦式”的理解，并在靠拢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用“批判理论检测”来思考规范性问题。该批判自带对于制度环境的敏感性(历史感)。威廉斯的这种“超级反思立场”赋予我们对于生活以合理信心，同时也使其理论面临着各种真实的“两难”与“不安”。     

解读的可能性——从余刚诗谈起

余刚认为诗歌是拓宽人类思路的途径之一，它应该比哲学带有更深的理性。本文作者却认为对于“哲学”、“深度”的片面追求是余刚诗难以解读的原因所在，也是当代诗歌值得警醒的问题之一。     

诗歌情思的个性体现及其共性

中国新诗从现代发展至当代,在张扬“个性”的大旗下始终聚集着众多的支持者。诗歌是诗人情感的家园,只有经过升华的情感才能成为诗歌的情思。面对诗歌日渐偏向于“私人化”的倾向,在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性、含蓄性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诗歌内涵(情思)与读者内在精神世界的“共鸣”。这就不免要我们仍旧关注诗歌情思的哲理性的问题。     

“自我指涉”:柯马丁对《诗经》的解读

柯马丁解释《诗经》的策略不同于汉儒的历史化、宋儒的伦理化以及现代学人的抒情化的方式,他运用自我指涉概念将平面的文本解读为生动的仪式搬演,奇迹般地把我们带回诗乐舞合一的原始语境.柯氏认为诗歌是不断重复的仪式表演,重复生成了诗歌赖以解读的模式化语境,进而可以通过音韵、代词、嘏辞、模式化套语等形式分析确定诗中不同的表演身份,而诗句是表演者的话语或动作,这样仪式表演场景得以展现.接受者视角使仪式更具有文化传承的指涉性,这也是异于传统自我指涉概念之处.不过,柯氏理论尚未解决叙事性较弱之《国风》的解读问题.他虽然关注到了接受者以及同一首诗的不同历史阐释并存的现象,但并没有继续深入.我们尝试打破文学领域中自我指涉限于文本的成规,指出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自我指涉和读者自我指涉的存在,这有利于解释《诗经》的复杂性.     

论朦胧诗“自我表现”的历史合法性及意义

朦胧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诗坛以巨大的冲击,表现出了与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迥然不同的审美特质和创作主张。但朦胧诗的“自我表现”并未背离了现实主义和陷入狭隘的个人主义泥潭。相反。朦胧诗强调的“自我”不仅具有艺术主体和实践主体的意义,而且符合诗歌艺术质的规定性。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因此,朦胧诗的“自我表现”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及意义。     

从“延异”说德里达的读法

德里达是西方哲学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人物之一，这不只是就他的思想而言，也是因为其独特的写作形式。独特的思想、独特的写作形式又导致了读者阅读方式的革命，因此，说德里达，就必然要说德里达的读法。一、德里达的读法：书写与阅读罗蒂曾经认为，理解德里达可以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假设哲学是一种书写，那么为什么这种假设遇到了如此的抵抗？”①书写（writing）在德里达那里有着最重要的地位，除了因为德里达在对言语与书写的比较中认为书写更能反映语言的特性之外，还因为写作也是德里达哲学的实践方式。一般来说，任何话语（或文本…     

凌云健笔开生面,古调新翻别有情——论郁达夫旧体诗的旧与新

郁达夫的旧体诗,游刃有余地描绘了新时代的哀乐,且更创新境界新面目,风格多样而主情深慷慨、自我煌煌、声韵浏亮和畅,诚为传统诗歌艺术在现代的美丽绽放,而远非“旧瓶装新酒”之所能概括,代表了传统文学形式在现代社会的继续生存与发扬光大,对于当下的我们特具研究借鉴之意义。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传统意象

中国现代诗歌和其它文体一样,主要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再作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便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成分。仅以古代诗歌意象为例,即能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血肉联系。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构成,重新估价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许是有意义的。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性,主要来自西方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对于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日文…     

中国现代新诗阐释学理论的建立--评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欣赏》

中国现代诗歌欣赏,历来令读者所关注。如何在读者和诗歌文本之间架起一座诗意的心灵之桥,这需要诗歌学者们的睿智和勇气。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欣赏》的出版就体现了这一点,它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关怀,其欣赏视角的新颖,理论形态的完善丰富和技术途径的严谨清晰,为中国现代新诗的欣赏提供了一份独特的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经典文本。     

浅谈“湖畔”诗歌的艺术特点

六十年前,“湖畔诗社”诗歌在民主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恶战中起了进步作用,赢得了广大新青年的“倾慕”。这除了进步的内容之外,也有艺术上的原因。本文试就湖畔诗社的两个主要集子《湖畔》和《春的歌集》,对“湖畔派”的艺术特点作一探讨,以期有助于探索白话新诗的历史发展及其创作上的有益经验。(一) 抒情性,是诗歌的一个基本特点。诗歌的再现或反映生活,就是作者把对于生活的认识,感受升华为一种激情,用这种激情来感染读者,影响读者。而新文学初期的白话     

从“畏官”到“畏民”看“民愤”风险的化解——法文化视角的透视

当下中国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民关系紧张,致使“民愤”堆积.因此,如何化解“民愤”风险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汲取“畏民”的理念并进行当代转换,实现从“民畏官”到“官畏民”的转换,是化解当下“民愤”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

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开放式”：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新模式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关心的中心话题之一。自上世纪 80年代中期“2 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 ,到 80年代末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 ,再到上世纪末洪子诚、陈思和两部文学史教材的出现所引起的争鸣 ,人们发现不仅当代文学史该“写什么”的内容问题没有解决 ,甚至连形式上的“如何写”也成了问题。 2 0 0 2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 ,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本刊借此机会推出三篇相关的讨论文章 ,分别就这种“开放式”文学史的产生背景、意义、前途和限度等一些问题加以探讨 ,以期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     

多维多象——诗歌审美意象的“象”结构论

诗歌审美意象是诗人在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中产生的包含知、情、意复合内容的心理图象,通过显象语词外化的形象显现。意象是一个由“意”与“象”有机结合的包含丰富意蕴的复合结构。而就“意”和“象”本身看,它们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结构体。基于此,认识“意”的内在结构和“象”的内在结构,对把握意象这一复合结构的复杂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唐司空图说过“象外之象”的话。此话一语中的,正道出了“象”结构的纲领。说到象结构,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单纯意象,意象组接和意象群所构成的结构图画。但那不过是“象”本身的呈现,而非飘忽不定的“象外之象”。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象本身及其背后的象所构成的多象多维的结构画面。诗歌作品艺术意象因其多象性而形成的世界意象、生活意象与自我意象的统一,是读者眼中有机统一的象的审美内容结构。诗歌作品艺术意象因其多维性而形成的不同的欣赏——研究层次和角度,是读者眼中有机统一的象的审美诠释结构。二者的结合构成象的结构,亦即读者完成意象态(读者再造意象)。一、“象”的审美内容结构     

本雅明“意象化思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与同时代西欧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有所不同，本雅明既反对以实证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以激进政治和历史进化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他用了一种独特的“意象化思辨”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辩护。本雅明将“潜存的超验意志”纳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主张以批判性、反思性与非体系性的意象化思辨，激发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大众和无产阶级重新认识共产主义，突破历史宿命论，将革命契机置于当下，使共产主义成为新的社会历史聚合形式，完成人类解放之道路。     

“纪元”与“开篇”——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言学分析

“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体的解放 ,也导致了诗歌在精神内涵上的实质性变革 ,《关不住了》正是在现代白话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方式两个方面确定了新诗的基本原则从而具有“纪元”性。《狂人日记》是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 ,它的“开篇”性在于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白话”与“现代思想”这两大原则。《祝福》的悲剧意义和现代性是通过新语言体系进行新的言说和表述而表现出来的     

“艺术”与“工艺”——关于艺术本质的对话

如果我们将人类的艺术能力视为自然进化的结果,那么便可以对所谓"人的本质"乃至"劳动创造人"等命题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和认识,并重新揭示"艺术"与"工艺"之间的深刻联系.艺术制度的确立,将原本一体的"艺术"与"工艺"区别开来,这虽然给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更加自由的创造空间,同时也造成了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疏远与脱节,从而给康德美学提供了土壤.康德虽然为人类的情感和想象活动开辟了独立的审美空间,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但同时也容易产生两种误导.一是将"美"和"艺术"等同起来,二是将"艺术"和"生活"割裂开来,其结果反而遮蔽了人们对艺术本质和文化本身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现代艺术逐渐丢失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使一场艺术的"革命"渐渐沦为美学的"骗局".     

“实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圆融:现代中国美育观念的日本影响

“实学教育”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政策的教育理念，其推崇的“实学”精神源于中国的宋明理学，又吸纳了西方实证哲学；“艺术教育”源于德国艺术教育运动，其信奉的“为艺术而艺术”“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想是日本民众对国家意志的一次精神反叛。以李石岑、吕澂、丰子恺、蔡元培、鲁迅等为代表的留日学生在对两种教育主义进行取舍、统合和圆融的过程中，或将家国情怀孕育其中，以美育为救亡图存的通途，或将中华传统知识资源内蕴其中，以美育为人生实现的桥梁，又或将二者兼容并蓄，逐渐书写出现代美育观念的中国经验。     

克劳德·西蒙与“新小说”派

这篇评介法国当代著名小说作家克劳德·西蒙的文章发表于西德《法兰克福杂志》1979年第3期。西蒙是法国“新小说”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去解释世界,而是描写世界“本身”,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把“现在是怎样的”“翻译”成语言和文字。他常采取回忆的手法,在回忆中用一般现在时叙述,他的自传体小说《在佛兰德大道上》就是典型代表作,这部作品被称为是“现代记忆小说”。“新小说”派的作品,一般比较晦涩难懂,在大多数作品中,作者都是以一位几乎毫无个性的人物,即所谓的“反中心人物”(Antihelden)为媒介,罗列一系列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勾画出“人类的一般历史”,使读者看到人类毫无意义的生息明灭。西蒙还反对作家带有政治倾向,主张描写“自我”。现摘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