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民间的“仇富”心理

时下,一些城市接连发生小区居民私车被砸事件,作案者专挑新车好车砸。舆论普遍认为这与某些人宣泄“仇富”情绪有关。这表明,当今社会似乎正弥漫着一种越来越浓烈的“仇富”情绪。“仇富”这种社会集体性心理障碍,其实是一种具有破坏力的畸形病态的社会心理。对这种病态的“仇富”情绪应当进行疏导、对畸形的“仇富”心理应当进行矫正。当务之急就是弘扬一种以诚信为核心并以善待财富、尊重财富和保障财富为理念的财富伦理,建构一种依法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财富规则。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需要建构崇尚财富的经济文明。市场经济是一个以创造财…     

论孔子的“仁境”

孔子“仁学”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本文通过对《论语》中有关“仁”的语录的考察,认为“仁境”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状态,即一种知、情、意统一、融合的精神境界。“仁”是人的生存方式。     

“民族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及其当代启示--《阿诗玛》60年命运沉浮

《阿诗玛》从民间叙事走向民族经典是建国后一体化政治的结晶。从艺术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角度考察《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发现，《阿诗玛》从民间走向经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整理”“改编”“翻译”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导向、“集体创作”和媒体参与下的文化塑形过程，其间“新的人民的文艺”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制度性动力，而民族“元语言”叙事模式向多语言叙事模式的转变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命题，媒体则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地加强和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地位。     

“甫”“丈”“吏”“丘”释义补说

《汉语大字典》个别字释义不全面。本文对“一”部字如“甫”“丈”“吏”“丘”的释义进行补说。其中有的字义《大词典》也漏收,本文也做了交代。     

炫富与仇富

从王恺与石崇竞富的故事讲起，引出炫富和仇富的话题。炫富不只是为了享受，还是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实力，是权势在财富上的表现。仇富除了嫉妒和心理不平衡的因素外，主要是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人们对富不只是眼红，还对财富的来源质疑。对炫富与仇富的关系、现象及本质作了分析，提出要区别对待。对这种社会心理做好引导，以促使其向健康方向发展。     

“势”的核心价值在于心理制胜

“势”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概念，历来学者对“势”的含义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势”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心理制胜的理念，试图分析“势”的思想内核，以及构成“势”的心理要素和“势”发挥心理制胜功能的方法途径。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左传》中“烝”、“报”婚的价值定位

《左传》中的“烝”、“报”婚实质上是一种带有淫乱性质的婚姻,“烝”是下辈男子与长辈女子间的一种不符合伦理的婚姻名称,“报”与“烝”的形式相近,也是与自己不同辈份的女子之间的乱婚。“烝”、“报”婚与群婚中的转房婚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婚制,也不属于任何形式的群婚。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楚辞中的“兮”字的用法是很特殊的语言现象 ,这在《九歌》中尤其明显。本文结合先秦时代诗歌作品的大量材料 ,从《九歌》中发掘出充足的内证 ,揭示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九歌》中“兮”字的音乐特性 ,指出它具有迂徐舒缓、浩荡宛长的效果 ,而这又是与《九歌》作为民间祭神乐歌的性质相一致的。《九歌》中“兮”字的用法 ,所以不同于其他来源于荆楚民间一般歌谣的楚辞作品 ,其根源也在于此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韩愈“古文”含义“与骈散无涉”吗?

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认为 ,韩愈心目中的“古文”“与骈散无涉” ,这一观点与实情不符。在骈文达到全盛的南北朝时代 ,萧纲就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 ,实即骈文与散文的对立。唐人继续沿用这对概念 ,其骈散对立的含义更加突出。初唐杨炯、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中唐李德裕、晚唐李商隐 ,对此皆有明确的论说。北宋欧阳修再次指明与“古文”对立的“时文”特点是“务以言语声偶裂。”五代史家刘亦称“近体”与“韩文”的不同是“多拘偶对”。中唐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古文”反骈以散的含义曾有多方揭示 ,韩愈弟子李翱及同代名臣裴度也对此有所印证。《辨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 ,是因为其中的辨析方法不够周严     

正史“羲皇上人”辨义

“羲皇上人”一词典出东晋陶潜(渊明)的《与子俨等疏》,是陶潜对自己恬谈闲适隐士生活的一种形象性概括。此词在正史中凡八见,其中三例是援引《与子俨等疏》,其余各例在使用时词义都有偏离本义的变异情况,只有结合语言环境和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方能正确理解其引申含义,而正确理解引申含义,对正确解读相关史料至关重要。     

《凤凰涅槃》的“原型”解读

本文用原型批评来解读《凤凰涅》，认为“凤凰”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标记，是中华民族“种族心理积淀”的“原型”；《凤凰涅》是用现代语言“翻译”的有关凤凰的原始歌舞、巫术礼仪，在诗歌形式上清晰地留下了原始歌舞的痕迹；《凤凰涅》是“集体无意识”的实现，时代精神的显现和诗人“灵感思维”的产物。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二湘”主旨考论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独具特色的两篇作品,诗篇的主旨是否与屈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有关,一直是古今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从诗篇所表现的思念、求索、幻想、失望和绝望的情感历程来看,“二湘”的主旨是借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期而不见的情节、誓死不渝的情感与思想,来寄托并表现屈原自己对君王忠心,却被君王疏远、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情。     

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

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先后经历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等概念转换。然而现代精英作家头脑中的民间意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民间想象,而不是他们回归民间意愿的真实表达。民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被知识精英随意解读的空泛概念,它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只是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因此精英作家笔下的民间立场,与底层社会的民间立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巨大差异。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部分弱势群体产生"仇富心理"的原因及其化解对策

仇富心理是当前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其滋长蔓延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若任其发展,必将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富;转移财富、帮扶弱者;遏制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培育富者文化等措施化解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