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的婚姻暴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家庭系统的考察

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中国家庭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夫妻间婚姻暴力以精神暴力为主且发生率较高,肢体暴力和性暴力发生率较低.暴力行为具有偶发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暴力伤害.夫妻沟通状况与权力分配方式、家庭地位满意度、个人社会活动与社会参与、法律的干预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婚姻暴力有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主要对男性发挥作用,教育和宗教因素主要对女性产生影响.     

家庭和谐的隐形杀手——家庭“冷暴力”探析

家庭"冷暴力"是以不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别于身体暴力、性暴力的一种精神暴力类型,它具有隐藏性、解决难、容易被忽视等特征,其发生率和危害性皆为三种家庭暴力之首。近年来,家庭"冷暴力"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且逐渐由知识分子家庭发展到普通人家庭,由"都市家庭"发展到农村家庭。因此,当务之急是:改变人们只重视"热暴力"而忽视"冷暴力"的观念,增强夫妻双方对家庭"冷暴力"危害性、违法性的认识;提高夫妻双方的调适能力;建立起法律、行政、舆论等家庭"冷暴力"的干预机制。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夫妻之间的身体暴力冲突

家庭暴力问题绝不是当今社会才产生的新问题 ,但它受到人们的关注却是近年的事。家庭暴力为全人类社会所共有 ,中国也不例外。引发夫妻间暴力冲突的原因有 :经济因素 ;男权地位 ;文化因素 ;感情因素 ;个人的性格特质 ;家庭规模因素 ;纵容家庭暴力存在的社会习俗规范。解决夫妻之间身体暴力冲突的有效措施是多方面 ,涉及到社会基层组织建设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家庭成员 ,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 ;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个人理性地选择婚姻     

夫妻约定财产制探析

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作为规范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地设置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无论对夫妻个人、家庭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根据夫妻财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全面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夫妻财产制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421”家庭保障规划重点

正当下,我国社会大多数家庭都是"421"模式,即1对夫妻只有1个子女,同时还要照顾4位老人。小家庭的安稳,就是对父母和子女的保障。然而夫妻二人在工作、生活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规避风险,把家庭纳入安全保障体系,是每个家庭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以下通过案例,为大家分析"421"家庭如何制订全面的保险规划。案例刘女士,38岁,与丈夫在同一家公司任职,夫妻二人有1个刚满5岁的儿子,需要赡养双方父母。     

论家庭美德建设内容体系的基本构成

任何思想道德建设活动,都必然包括其内容体系的理论建设。因此,要有效推进家庭美德建设,我们就必须对其内容体系进行科学探讨。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家庭美德建设应包括夫妻平等相爱、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养老尊老、家庭与社会各方面形成新型关系、勤劳致富、节俭持家等核心内容,正是此五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家庭美德建设的内容体系。一、夫妻平等相爱美德的建设夫妻是由于婚姻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一对异性,夫妻关系是派生其他一切家庭关系的起点。在现代社会,夫妻关系已日益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轴,夫妻之间的婚姻质量也日益上升为家庭生活质…     

构建社会暴力化解中的整体政府

中国的社会焦虑越来越多以群体暴力的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在社会暴力的蔓延中,中国的各级政府似乎被碎片化了,从而形成整体性的公民社会与分散化的政府对立的错觉。在过度传播的推动下,只要社会不能实现自我治理,分散的政府治理就可能成为高风险社会后果的承担者。整体性治理就是实现中央与地方社会治理的重新整合,以整体性的政府行为消解社会暴力,以实现社会与政府关系的重建。     

传统社会家庭基础性地位的现代启示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男女双方家长考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仍是家长考虑是否缔结婚姻关系的共同着眼点;尽管传统社会的家庭以男性为主导,但夫妻双方都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个人无私财的家庭共财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财产制度;尽管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平等,但丈夫的家内特权是以其承担更多的国家义务为代价,妻子则是以家内无权换取了不承担国家义务的特权,家成为夫妻权利义务分配的基础单位,传统社会实际上依旧实现了男女权利义务的平衡.我们应当借鉴古人对待婚姻的严肃态度,在强调感情至上的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婚姻的严肃性以降低离婚率;我们应当借鉴传统社会家庭共财制的优点,对当下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存在的隐形个人财产规则进行完善以维护农村妇女的家庭财产权;我们应当借鉴古人突破家的界限来考虑夫妻双方权利与义务配置的思维方式,将夫妻家庭内的民事权利义务与家庭外的其他权利义务综合考虑,从立法层面真正落实男女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

一、基于性别不平等的战争 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指发生在夫妻之间的暴力事件。由于这种暴力９０％以上都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它深刻地反映出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因此习惯上将这一类家庭暴力称为家庭内的性战。这这场战争中，男性使用强制性手段对女性实施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１９９３年，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关于消除对妇女施暴的宣言》中，把针对妇女的暴力定义为“任何基于性别的，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身体、性、精神伤害或痛苦的暴力行为，其中包括这种行为的威胁。对自由的压制或任意的剥夺，无论它们是发生在公共生活中还…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关系变迁实证分析

建立和谐家庭,必须要关注家庭关系.通过对农村家庭关系模式进行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家庭关系模式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更为平等和睦.但仍然存在夫妻之间缺乏感情交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平等还有较大差距等问题.因此需要多方面引导和沟通,加快农村家庭关系转型,努力建立新型和谐平等的家庭关系.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国际广泛的关注。为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和蔓延,我国政府和各职能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在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缺欠。明确家庭暴力的内涵,完善家庭暴力法律法规,建立多层次社会支持体系,将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公正视野下对受虐杀夫妇女的法律适用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和实质,性别公正则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家庭暴力是一种具有明确性别特点的男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受虐妇女以杀夫方式摆脱暴力固然不可取,但她们自身也是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她们杀人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不容忽视。平等保护受虐妇女作为独立的人的基本权利,并充分考虑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对受虐杀夫妇女予以倾斜保护,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决无罪或减免刑罚,是性别公正社会应尽的责任。     

家庭暴力的违法性特征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家庭法律规范,对于基于亲权关系形成的家庭成员内部,有了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和规制。根据该法规定,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是属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但社会是多元的,具体社会情况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法律所能涵盖的范围。家庭暴力是发生在有血缘或亲缘关系、互负家庭义务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违法行为。如何恰当地适用法律让加害人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产生良好的社会后果,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才是每一个法律人所追求的符合社会要求的正义。根据家庭暴力自身的特殊的违法性特征,综合分析研究家庭暴力的违法性特征,有助于理解和执行《反家暴法》。     

我国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根源与对策分析——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为视角

家庭暴力,特别是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理论的视角看,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是性别异化的结果,社会性别角色的固定化是主要根源,父权制是最终根源。马克思对异化的扬弃是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分工来完成的,因此,根除和减少家庭暴力就必须消解社会性别角色的束缚;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扩大女性的政治参与权;增强女性防暴能力,同时,加强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     

走出家庭暴力的阴影——对吉林省家庭暴力现象的调查

近年来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机制的引入,家庭暴力案件呈上升趋势。家庭暴力是一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且使家庭不稳定,社会不和谐的后果恶劣且持久。近两年吉林省针对家庭暴力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相继制定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及法规条例,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打抱不平”的人肉搜索——相关网络暴力问题探析

"人肉搜索"所引发的网络暴力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失范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探讨了诱发网络暴力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及对策建议.     

社会工作介入家庭暴力的优势分析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我国妇联、司法等部门都对防治家庭暴力的有效措施进行了探索,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化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社会科学也为家庭暴力的防治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工作介入家庭暴力的优势具体包括：价值、理念优势;方法、技术优势;组织、机构优势与专业人员的优势。     

刑事侦查工作的现状及前瞻

经济日益全球化,高科技迅速发展,社会转型,多种社会矛盾凸现等诸多要素融成当前社会治安的新形式;随之而来的是刑事侦查部门面对案件总量上升、暴力程度加剧、新类型犯罪增多等难题与困惑,对此应加强刑侦工作的体制改革、专业化建设、机制完善和提升刑事技术等关键环节进行科学化建设,从而构筑新形势下的刑侦工作框架图。     

Family violence: A microeconomic approach

A model of violence between adult family members is developed by integrating material from the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family violence and social exchange, and the economic theories of crime and the family. Based on this model a decrease in the dictator's internal sanctions against violence would be expect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ime allocated to violence by the dictator. Further, if the level of fines and other monetary costs imposed by external agencies (e.g., the courts) as a result of the family violence do not vary with the level of violence, then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an increase in such monetary sanctions will cause a reduction in the amount of time the dictator allocates to violence. If both the dictator and victim are risk neutral, an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will decrease the time allocated to violence.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increases in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the victim outside the marriage will tend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victim in the marriage even if it has no effect on the time allocated to violence by the dictator. The model also provides insights for empirical work in family violence such as (1) suggestions of relevant independent variables, (2) the specification of a functional form for estimation, and (3) the specification of an error structure for the empirical model.     

Immigration and violence: The offsetting effects of immigrant concentration on Latino violence

Despite longstanding interest in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n American society, there are few studies that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crime. Drawing from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 resource/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Latino immigration on Latino violence. Data on violence (i.e., homicide, robbery, and Violent Index) and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Latino populations are drawn from the California Arrest Data (CAL), New York State Arrest Data (NYSAD), and U.S. Census data for approximately 400 census places during the 1999–2001 period. Findings suggest that immigrant concentration has no direct effect on Latino homicide or Violent Index rates but may reduce Latino robbery. Immigration also appears to have multiple, offsetting indirect effects on Latino violence that work through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resource measure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1) immigrant concentration does not contribute to Latino violence and may even reduce some forms of violence, (2) immigration simultaneously stabilizes and destabilizes structural conditions in Latino populations, and (3) it is useful to examine both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n cr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