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之辩正

学界向来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是"外儒内法"、"儒表里法"。然而,纵观中国古代法的起源、法的指导思想及情、理、法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辨析儒、法两家治国主张的根本差异,其实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无论内外都是"内儒外儒"而并非"外儒内法"。     

论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

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既是西汉以降的继续,也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新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法概念不同于两汉,不但指国家礼仪制度和法律,还包括家礼和家法。与礼法概念相同的还有"礼律"。礼律并列的概念更是直接地反映了礼法的结合。礼法初步结合大致发生在汉末三国,紧密结合发生在魏晋以及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以后。礼法紧密结合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二者在思想认识、法律制定、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全方位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紧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结合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礼法结合区别于前代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礼制执行的刚性化,刑事案件中的礼法结合,不因礼废法,法不离礼独行几个方面。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礼制发展史还是法律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自此以后,这个有机体就变得牢不可破,一直影响至今。     

立法: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在法律实证主义兴起以前,最有影响力的法律理论几乎都将世俗法律的效力归结为某种"高级法"的权威,因此,法律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控制的,当然也就无所谓理性立法。古典自然法理论提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在承认人的理性能力的前提下,更是将法律归结为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即所谓理性主义法律观。但在法律实证主义视野内,立法并非纯粹的科学活动,而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后者并非都是理性的,所以,立法也就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法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法律与立法的分离,促使法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司法化"的转变,现代法律科学正是在这个法律规则及其适用的意义上具有了"科学"的含义。20世纪末产生的立法法理学,则尝试拆除法律与立法之间的篱笆,揭示出立法中的理性及其可能性,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化法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先秦时期渎职犯罪考察

中国古代渎职犯罪起源于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渎职犯罪立法与夏、商、西周时期职官的世袭制密切相关,即世袭制是中国古代渎职犯罪的政治根源,在制度上为奴隶主贵族进行渎职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打击职官的渎职行为,夏、商、西周时期都对官吏渎职行为认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对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反渎职立法对当代中国的渎职犯罪法律规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应该将"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加强对公务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完善打击渎职犯罪的立法,强化权力监督机制,从而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     

法文化视域下“婚内强奸”行为的罪与罚

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婚内强奸"行为持一定程度的默许态度,文章探究这一现象背后蕴藏的法文化肇因,评析婚内强奸行为反对论者的观点,鉴于我国该制度法文化肇因,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将婚内强奸行为应列为亲告罪并按强奸罪定罪量刑。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是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缺乏规范,因而成为立法中的一个空白.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做了补充,但是司法实践还是比较混乱.文章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对其中的"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的条文做了具体设计,并从立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外国法的查明方法、无法查明外国法时的救济以及外国法的解释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和详细的论证.     

论非原创性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数据库不仅是计算机领域研究的对象,其法律保护问题也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原创性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各国立法及实践已基本达成共识,对于非原创性数据库是否应予保护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笔者从非原创性数据库的自身特点出发,对国际社会保护非原创性数据库的主导立法及司法判例进行评述,并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应该通过有限制的"特殊权利"立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合同法,从不同的角度完善对非原创性数据库的立法保护.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观念障碍与立法缺陷

实现刑事法治的首要任务是厘清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观念及技术上的诸多障碍。观念障碍主要是指人们并未辨明三个悖论。 ( 1)规则变化与社会秩序 :罪刑法定表达的是对秩序的渴求 ,但作为规则的法并不能直接实现法治秩序 ;( 2 )立法权力与法律神话 :立法者通过成文法凭借权力表达一种真理话语 ,但对法律规则的依赖可能会产生立法一贯正确的神话或迷思 ;( 3)法条繁复与司法“懒惰” :以理性设计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的法律生产的直接副产品是可能增强司法惰性。而技术障碍则是我国刑法中立法技术上的不足 ,对此作者从立法确定性、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明确性三个角度作了分析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面临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立法无明确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文章对其中的"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条文进行了设计,并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制不统一国家"的内涵、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和论证.     

汉——唐法律思想略论

本文阐述了汉——唐时期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消长融合的演变过程;结合法制的沿革、法律的实行和法律平等及肉刑废复等问题,对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分歧点和本质上的一致性作了说明;论述了社会经济制度、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对法律思想演变的影响;指出这一时期法律思想的特点是,随着西汉开始的法律儒家化,逐步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以儒学为伪装、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的地主阶级正统法律思想。     

中日两国律师执业制度之比较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各国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应适时作出调整。日本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经历了由严到宽的发展历程。律师业务范围辐射社会各个领域且呈不断发展态势,较好地适应了这一需求。我国2008年《律师法》对律师执业制度的配置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制建设提出的客观需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参与国际法律服务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其有效路径在于:坚持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的立法思维,以立法及律师从业实践为切入点,理性地处理好立足我国国情与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关系,同时,在立法层面做好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有益做法的确定、规范与完善工作。     

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     

"顺天则时"——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因此人们对"天"既崇敬又畏惧,认为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必然反映,是不可逾越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而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古代产生了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法律制定时遵循的"则天立法"原则,法律实施时实行的"司法时令"等制度.因此,立法与司法中"顺天则时"的观念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规律与人间法度相类相通.浑然一体的格局."天之法"因此具有了实用价值,而"人之法"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和神秘性.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     

论在法的运行中法律概念的界定

法律中存在着大量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法律概念也是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在法律中,无论是法律规则,还是法律原则,都需要一些重要概念的支撑。法律概念在法的运行中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可以统一人们对某些概念的认识,指引人们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只有借助法律概念,立法者才能制定立法文件,司法者才能对事物进行法律分析并作出司法判断,老百姓才能认识法律,法律研究者才能研究、评价法律。以此避免了在法律运行中不必要的争论与混淆,从而促进了法的运行的效率性与正确性。     

经济学向法学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它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得最为深入的领域.法经济学业已成为当代法学领域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派;而在经济学理论界,则引导和促进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并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强有力冲击.法经济学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法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方法,开阔了法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制改革、立法活动、司法实践、推进法治化进程等方面,尤其是:第一,基于"法与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而进行制度结构改革时,应采取循序渐进式的策略,可进行低成本法律移植;但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约束条件,应注意"法律外生性的内生性转化".第二,可以尝试借助"第二财政"、通过发行"法治彩票"的方式筹集资金,补充"法律援助基金",扩大法律消费需求.     

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

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中的老问题,中外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问题集中在法律的属性上,即法律是否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脱离政治.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但立法与政治是有联系的;立法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立法是政党政治的产物,靠投票说话,这是谁也不可否定的事实,而司法则不同,司法是从大前提(已有的法律或判例)和小前提(案件的事实)出发,按照法律推理的逻辑做出判决的过程,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是客观的、公正的、中性的.     

“以法治党”的提法不妥

《学术交流》今年第3期刊登的“以法治党”一文,主旨是论述严肃党纪,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但文章套用“以法治国”的提法,提出“以法治党”,文中多处使用了“党内立法”、“党内执法”、“党内法律”、“党内法律责任”、“党的法制建设”、“党内法制制度”等概念,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容易产生不好的影响和社会效果,现略陈管见,以与有关同志商榷。一个命题要正确,首先使用的概念要准确、科学。每个概念都有各自特定的含义和内容。党的纪律和法律是属于不同范畴的东西,不可混淆使用。虽然“以法治党”,一文在开始时,指出了“通常,我们称党章为党内根本大法,党的宪法,党的纪律为党的法     

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法律渊源理论的二元区分

法律渊源理论可以区分为法律形成立场和法律适用立场,前者具有为立法者和立法活动提供思路、帮助认知法律、进行法学研究的功能,后者具有对法律实践活动尤其是司法裁判活动提供最直接的指导、补充和丰富了法律方法论的功能。两者区分的原因在于对"法律"的理解不同,是法律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对不同法律思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