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论《水浒传》的循环式叙事结构

本文运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作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水浒传》无论是人物的成长历程、故事的发展轨迹,还是作者灌输在作品中的思想,采用的都是圆形循环式叙述结构,这种结构是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在本小说中的体现。     

论《水浒传》中的公案因素及其作用

《水浒传》不是公案小说,也不是公案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包含了丰富的公案因素。分析其中“公案”的内部构成情况、探析《水浒传》如何融合宋元话本小说中各种题材,以及进一步研究“公案”在《水浒传》中的叙事作用,对于研究话本小说如何过渡到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论《水浒传》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创作的影响

《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既包含着“公案”因素,又存在着侠义小说的因素,实际上它为后来公案小说的发展以及为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奠定了基础。清代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作品,继承了《水浒传》中侠义与公案结合的艺术设计,在此基础上又转化了侠义精神,成为从《水浒传》中分化出的一个新的小说类型。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宋江——《水浒传》研究札记

王珏等著的《水浒传中的悬案》、《水浒大观》两书中断言“宋江史无其人”，而我认为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一点可在《折可存墓志铭》、《王师心墓志铭》及其他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中得到充分证实。本文亦不赞成《水浒传》人物“朝真野假”之论；并考证了历史上方腊、宋江被擒、被杀的具体时间     

从方言特征词看几部明代小说的作者问题

在明代几部重要的白话小说中，语气副词“好道”主要出现在百回本《西游记》里；语气副词“早是”主要出现在《水浒传》《金瓶梅》里。从这两个副词的使用情况看，它们当是吴语区的方言特征词。据此我们推测这三部明代白话小说的作者可能就是吴语区的人。     

章回小说民族特点初探

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曰:“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闲斋老人为《儒林外史》作序时也指出:“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鉴于《水浒传》等章回小说的影响,清末文论学家王钟麒将“皆有深意存其间”的“吾国小说”与“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的一些中外小说相比较时说:“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试论《水浒传》的道教思想

《水浒传》的道教文化因素研究是从近30 年开始的，主要表现在对小说中的道教文化语境、小说对待道教的态度、艺术手 法上对道教的体现、九天玄女的原型及其在小说中的意义等方面。比较诸说，可以发现《水浒传》的道教文化因素研究尚未取 得较统一的结论，这就为我们留下了一把探索的钥匙，对小说的道教思想进行分类，并从文本结构与内容等方面进行论述，不 仅有助于多角度了解小说主旨，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我们的处事原则、心灵诉求等方面皆起到规正作用。     

论金批《水浒传》对小说语言技巧的探索

对小说加以评点 ,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特有的方法。通过对金批《水浒传》的深入阐释 ,认为金圣叹从“文章作法”即创作技巧的角度对《水浒传》进行了研究 ,并对《水浒传》的语言表达技巧作了深入探究 ,形成了金批《水浒传》语言特有的表达技巧 ,这对中国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明清小说与泰山文化

齐鲁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乡,明清小说名著大都为山东人写或写山东事,而尤以与泰山文化关联最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等五大小说名著,其作者或为泰安人,或隐以泰山为背景,或明确写在泰安发生的故事等,多取自于泰山文化,可称之谓“泰山小说”.“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泰山相得益彰,而泰山更需要“泰山小说”携程.“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的重大课题,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水浒英雄之义与儒家文化之关系

水浒英雄之义举，明显地表现出残忍好杀之特点，在其侠义的背后，指向的是爱的缺失。究其原因，乃源于儒家以己为中心的有限度的推爱。而儒家“义以为上”的观念，在将这种有限的仁爱推向极致的同时，最终导致了仁爱背后爱的彻底失落。一部《水浒传》，在展示英雄侠义之举的同时，也穷形尽相地逗引出其与儒家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昭示出中国文化之复杂多样性，这正是《水浒传》独特的认识价值之所在。     

人格魅力的诗意追寻──—对《白鹿原》中心人物的文化阐释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小说，它通过审视从民国初年到本世纪初中叶这段“民族的秘史”，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构建并阐释了儒家为中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成功地表现了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达到了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完整。“《白鹿原》的思想底蕴要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中有人说《白鹿原》写的是人格。《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对于浸透文化精神人格为什么极为关注，极为钟情呢？其目的有三方面。首先通过人格惑力的诗意追寻，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     

论林冲的悲剧——兼及《水浒传》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水浒传》“逼上梁山”之前的林冲故事,着力塑造了一个平民化的林冲形象。经过“风雪山神庙”,林冲才完成了从平民到英雄的人生捩变。从平民悲剧到英雄悲剧,林冲是一百零八人中唯一有性格发展史的英雄。林冲平民化性格的成因,在于宋元社会平民社会之性质,《水浒传》乃宋元市民文艺之成果。而平民化是宋元社会民众的常态,也是梁山好汉的常态。这种理解关系到《水浒传》人物形象乃至小说基本性质,涉及《水浒传》接受史的重要问题。     

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论古典长篇小说中的“榜”艺术

《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镜花缘》、《花月痕》等小说广泛存在“榜”现象。“榜”在小说文本里或于开篇做个总体的预见和暗示，或于小说中间做相关的提示，或于小说的结尾处做一个总括。“榜”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统筹起来，从而起到介绍人物与人物定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作用。重点分析了“榜”在小说文本中的概况与特征，探讨“榜”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艺术。     

再评聂绀弩等先生的《水浒》简本先于繁本说——兼辨《水浒》成书之前并无所谓“词话本”流传

六十余年来我国的《水浒》研究者大都认为这部长篇白话小说,是由简本扩充为繁本的。例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设想明初人做的《水浒》,“是很浅陋幼稚的”,只有到“明朝中叶的文人”把它“重新改做一番”,方“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就是最早的“由简到繁”论。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进一步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他还认为这种简本,“其成就殆先于繁本”。由于1929年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肯定了“鲁迅这句话不错”,这就影响了不少的《水浒》研究者。聂绀弩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发表的《水浒》论文,就发展了这种“由简到繁论”。如说:     

《水浒传》与中国下层俗文化

《水浒传》作为一本表现我们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作品,积淀和储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历史文化意识。对体现在梁山英雄思想行为中的下层俗文化意识进行研究,批判和摒除其消极落后的东西,继承和吸收其积极优秀的成分,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李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史书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传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水浒传》进行过“政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