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精神纽带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应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目标与历史方位。精神纽带是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后,我国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又一重要话语。精神纽带强调了中华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能够凝心聚力,使得各民族人民精神相依的连接性内涵与机制,为较为抽象的“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阐释。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历史逻辑、现实基础、文化传承与理性建构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四个一体”:一是家国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交融;二是各族一体,各民族之间紧密交融,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三是治理一体,各民族、各地区在发展进步、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共享与平等互助;四是命运一体,以“两个共同体”为理念,各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同时团结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纽带作为中国特色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话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精神纽带建设不但可抵御前进过程中的风险挑战,还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续与强劲的精神动能。     

“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的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关键。本文先从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学术争论谈起,梳理了费孝通从早期“国家一统多元民族”到后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张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费孝通早期认为,民族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本质上是文化的“多元”,不具有政治属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保障各民族政治平等来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在将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带入后,他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分分合合,合之又合”,形成了一个实体的、多层次的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构建而构建的,而是基于民族关系视角对中国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概括和凝练。此种主张转变,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     

比较视野下的晚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叙事为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超越传统王朝断代史与族别史的写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维度论述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演变的“民族实体”属性。晚清时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近代民族主义席卷全球的潮流中,相较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民族以中华民族整体姿态走向共和,外附民族国家之表,内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核。这得益于彼时建构的中华民族概念具有统摄国内各民族为统一的国民共同体的意涵。同时,也得益于晚清政府应对大变局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全面推进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民族治理的大一统。观念层面与实体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步推进,既避免了国家解体,也巩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统一,实现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基础路径

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如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就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实践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法律基础。只有坚持推动这五大基础路径,才能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

把分散的多民族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建设,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普遍倾向,中国也不例外。中华民族建设实际上也就是"多元一体"建设,一方面要包容文化和族体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认同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实现国家层面的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文化认同上表现出来。中华文化认同包括三个层面: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因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讲文化认同之外,还要讲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既包括国家认同,也包括利益认同与命运认同。自觉认识和发挥中国民族建设的优势,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努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 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析论

[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多元”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概括为“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各民族“三个相互”与共同拥有并开发统一的生存空间息息相关,并依存于中国内部互补性极强的生态格局及民族分布格局。统一生存空间的内部差异,导致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互补性极强;互补性和互惠性驱动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不断密切,促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度、深度不断发展。伴随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各民族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培育了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心理素质。经济依存、文化共塑、情感共育三大机制持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实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进一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为、自信和自强的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各民族“三个相互”重要论述为指导,才能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理,也才能科学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基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有机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节点上,文章回顾与审视70年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个重要阶段,沿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繁荣发展的价值维度,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理路。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坚持政治前提、夯实经济基础、聚合文化动力、创造社会条件、提供生态保障五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进行系统性凝练,以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启迪与思索。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政治哲学探析

党的十九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建设吹响号角。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探析:其一,以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观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其自身的民族内涵与主权限定;其二,以共同体主义的当代进路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自身团结一致的情感旨归、文化要素和伦理观念;其三,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符合中国共产党在当下历史阶段领导全国各民族进行平等协作、自由发展、团结进步的实践要求,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历史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撑。综合来看,中华民族作为广义的国族概念,既不能单纯以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来进行简单划定,也不能单纯以共同体主义的政治哲学来展开抽象分析,而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结合中国现实实践的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构我国多元一体民族观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符合中国政治实践和历史要求的政治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整体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和愿望。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以“四个共同”为核心：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提要]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断推动我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石。当前我国亟待深入开展面向全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新的专题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并不是以往民族团结教育或相关教育的重复、组合和叠加,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理念为核心,将贯穿其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作为认识基础,讲清楚内含于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体性、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各民族共同培育熔铸的整体性。为深入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应尽快组织编写国家统编专题读本,并以常态化教育和专题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民分类融入基层社区教育、大中小学教育和新媒体教育。     

文化纽带：铸牢港澳台侨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逻辑与培育路径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强化港澳台侨青年对血缘、地域和历史的共同记忆,发挥历史文化的纽带作用,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稳步推进。有鉴于此,从文化纽带、文化符号、文化情境等多维度探究港澳台侨青年中华文化认同的认同逻辑与培育路径,使其从历史进程来把握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既为铸牢港澳台侨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启发,也为推进“一国两制”文化统战教育提供启示。     

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空间转向与实践进路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物质空间的交互耦合,展现出空间数字化日益走向数字空间化的演进之势,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场域开始从物质空间转向数字空间。从空间数字化到数字空间化是一个由具体空间到抽象空间、再由抽象空间复原乃至超越具体空间的变迁历程,由其引发的“过滤”“开放”“破壁”“映射”“压缩”等一系列空间反应,正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从异质到同一的属性强化、从他者到自我的主体赋权、从鸿沟到红利的价值增值、从符码到象征的表征具现、从离散到互嵌的结构进阶。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崛起,要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阵地、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形态,就必须加快推进数字空间化进程,以各民族血脉相连的数字生存空间构筑历史命运共同体,以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数字治理空间发展国家政治共同体,以各民族互利共享的数字生产空间建设经济利益共同体,以多元文化交融的数字文明空间形塑精神文化共同体,以族际关系和美的数字交往空间打造社会生活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文明形态变革的内在动力。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将民族国家形塑为现代化主体力量,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力量与人类的“世界历史”,却因“物的依赖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质上是要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之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能跳过或取消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建设阶段,要从中华文明大一统历史观、共同历史记忆、共有精神家园谱系中寻找建设新文明形态的资源,从中华文明可长可久之道、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中确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新文明执政党品格、新文明知识体系、社会主义文明之治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与培育机制研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从苦难到辉煌的重要见证和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巩固的黏合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培育的基本历史前提和重要现实语境。因此,新时代站在国家发展的总布局上,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就是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力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时代转型的起点上,重视从文化视角培育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加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族际政治治理合法性探析

族际政治治理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民族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并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从中国民族融和的历史演绎、所处国际环境与国内影响因素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的族际政治治理具有合法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范式、内生逻辑与文化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范式是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意识的具体内涵及内部发展演变的关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体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属性又蕴含了"一体孕育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逻辑.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思想根源,多元的民族主体创造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共生的多元文化孕育在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实体之中.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一体中共生的文化因子凝聚多元为目标追求,以多元文化共生、共铸一体为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基于多元一体的文化路径通过深挖文化底蕴塑造大家庭意识、共享文化符号、共建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认同、凝聚认同意识的维度,深层次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共生的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

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意图是培养各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存在着冲突,这种身份差别扩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在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国家设计了不同的民族整合方案,其中苏联利用了"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化族际整合模式,澳大利亚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整合政策,这两种民族整合方式在缓解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整合双重困境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问题上,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建设,培养民族的向心力,提升民族的国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