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

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阎福玲（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知道，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方法，改变了唐诗重情韵重兴象的风格特征而使宋诗具有重气格尚理趣的美学风范。因此，宋诗于赠答、怀古、写景、言志等抒情诗之外出现大量理趣诗，...     

宋代文学首次学术讨论概述

1985年9月,在成都召开了全国宋代文学首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比较集中在宋诗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展开争鸣:一、宋诗的分期问题有三种意见,仿唐诗体例分为四期;按风格流派分为十一派;按历史顺序分为六期。二、宋诗的特点与评价:宋诗约为唐诗的三倍或四倍。历来绌宋诗者甚多。但这是一种偏见。宋诗自具有其特色,可以看作与“唐音”相对待的“宋调”。至于谁最能代表宋诗艺术特色的问题,则有三种意见:江西诗派;苏轼和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能共同体现宋诗特色。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评价:对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有的持肯定意见,但     

从理学的孕生过程看“宋调”的确立

理学正式确立于北宋中叶 ,但发轫于唐代中期的新儒学运动乃至北宋前期的崇儒思潮可以视为理学的思想先驱。从韩愈、李翱、胡瑗、孙复、石介到范仲淹特别是欧阳修 ,都对理学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诗歌领域 ,欧阳修更是通过学韩进而对“宋调”加以全面的奠建。因此 ,理清了自韩愈至欧阳修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也就展示出了理学的渊源所自以及宋诗独特风貌形成的思想根源乃至两者之间微妙的同步进程。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论宋诗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特性

宋诗作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显目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尊宋诗者则谓“宋     

新变代雄与宋诗之文学史地位

宋人学古变古之道，在形式上作选择，琢磨，添加，改换；批判性继承外，在内容上又作建设性之嫁接、交融、借鉴、整合，故能“创前未有，传后无穷”。变唐贤之所已能，发唐诗之所未尽。不但突破动摇了唐诗塑造的诗学本色，而且又系统地建构了宋调的新典范。标新求变之宋诗，可以带给读者鲜明的感受，及更多关注的兴趣，表现出陌生化的美感来。宋诗由学唐变唐，而自成一家。     

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

中国化了的佛教经残唐、五代到北宋已达到完全成熟乃至“烂熟”时期。其重“知解”、“仰顿悟”、参“公案”、斗“机锋”的禅悦之风，对于北宋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原是对宋诗的指陈，却也道出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格面目。宋诗工稳、精致、峭拔、富有理趣、意味隽永之总体风格，均可从如上三方面得到体现。然而，宋诗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佛禅，亦受病于佛禅，北宋禅家那种“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也使得宋诗因对语言形式的过分纠缠而自病、病人。     

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

<正> “朱熹是理学派,诗非理学诗,论者以拟岑嘉州。”(转引自胡云翼《宋诗研究》)朱熹在诗坛上可否与岑参并论,此处不谈,单就“诗非理学诗”这一断语而言,论者确实慧眼独具,透过朱熹诗的理学表象看到了美的内质,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令人遗憾的是,朱熹诗作至今不载于文学史。为此,拟结合朱熹生平和思想探讨其诗歌创作概况及其诗不断为     

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怪圈——明人何以贬宋诗?

明人贬宋诗 ,在思想方法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表现在 :将宋人的爱讲诗法与宋人的诗创作割裂开来 ;将宋诗的突破声律与不讲声律混淆起来 ;将宋诗的“文”与“质”对立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偏激 ,在具体对待唐宋诗的问题上 ,以唐诗作为取舍宋诗唯一标准 ,合则取 ,不合则去。     

诗歌的自为时代——从黄庭坚看宋诗的走向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唐袈诗堪称并峙的两座高峰。古典诗歌系统之内,只有宋诗尚具备同唐诗的可比性,而从唐诗到宋诗,更完成了诗歌史上最深刻的转向。黄庭竖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宋代诗人,他在宋诗的演变中显示出审美的先锋性。本文试图以黄庭竖为论述中心,并由此辐射开去,对宋诗的走向作一总体把握。     

宋代两浙地区民俗诗创作的多维透视

宋代两浙地区民俗文化的主导地位和文人群体的文化实录与传承意识,促进了浙地民俗诗创作的繁荣.浙地民俗诗的表现主题趋于专题化,表现体武趋于组块化、系统化,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容量,对于社会经济和民俗文化的观照与还原功能进一步增强,提升了以诗证史的史料价值,并有利于推进宋诗的雅俗合流进程和反驳宋调雕琢之风,在宋诗发展史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黄庭坚七律的新变

黄庭坚七律的新变梅俊道苏黄于唐诗之后，别开生面，卓然成家，“子睛以新，鲁直以奇”，共同开创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新风貌。黄庭坚虽是苏门弟子，其诗丕豆独造，领异标新，别辟蹊径，经过勤苦锻炼，全面地刷新了宋诗，宋诗的新风范在他的创作中全面地体现了出来。黄山谷...     

由求同到证异: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翁方纲倡导"肌理"说,以"理"来标举宋诗区别于唐诗的特质,首次从理论上将宋诗作为一个与唐诗相异的传统来肯定;以此为基准,他推尊黄庭坚为宋诗的宗祖,并提出黄诗的"逆笔节制"之论,开创了黄庭坚诗歌接受的新视野,为宗宋宗黄诗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翁方纲奉黄庭坚"以优厚为本"之语为他一生"学问职志"的标准,校勘、合刻了《黄诗全集》,将对黄庭坚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为宗宋派诗学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清初宗宋派与晚清宋诗派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宋诗: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本文从诗文化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宋诗”。认为“宋诗”作为一种与“唐诗”相对的诗学范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宋诗的艺术追求，就是以字面、音节、句法、结构等诗学要素为手段，藉以呈现宋人挺然不群的人格意志，力反庸俗乡愿的个性追求，以及处于衰世、逆境下偃蹇横放的人生姿态。     

王士祯诗学情感论的实质

清初,王士祯巳被誉诗坛“一代之宗”。然而对于王士祯的诗学,自他在世之际始,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试图将王士祯诗学中的审美情感理论,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诗学的背景下,作些剖析及探讨,以便进一步阐清王士祯诗学中审美情感理论的实质及价值。“诗缘情”——一个古老命题的新解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唐代灿烂高峰之后,几乎一去不复返地走上了下坡路:宋诗欲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结果却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用抽象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明诗     

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

刘禹锡以“诗豪”见著唐代后期诗坛 ,① 纵观其人情诗性的发展生成 ,佛禅的影响既厚且大。从前期唐诗的“士宦禅隐”到后期唐诗的“贬官禅悦” ,刘禹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皆因其对佛禅命意深切独特的颖悟与理解 ;世界呈示的“恒在性” ,使诗人悟到“悟不因人 ,在心而已” ,佛禅之于时空的超越 ,旨在见性归心 ,有此依傍 ,诗人笔下的物事就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透辟的佛理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 ,使刘诗渐渐起了议论因素 ,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变化 ,“似议非议 ,有论无论” ,唐诗发展到刘禹锡时代显露出唐、宋诗缓慢过渡的种种征兆     

戴震与理学

戴震既终结了理学又没有终结理学。从价值观的层面看,戴震与理学同属中国传统道德理性主义价值系统,故戴震没有终结理学;从政治层面看,戴震揭露理学“以理杀人”的社会政治作用,可以说戴震终结了理学。     

宋诗评价略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唐宋诗高下优劣的争论古已有之。尊唐派以唐诗辉煌灿烂、无与伦比的成就为依据,力诋宋诗的败误,甚至宣称“终宋之世无诗”,“宋绝无诗”。尊宋派则津津乐道于宋诗的点化锻造之功、独得理趣之妙,昂然声言:“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更甚者,竟谓“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两派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从南宋开始,争论了数百年之久。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