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史”说考辨

杜甫“诗史”说考辨孟修祥称杜诗为“诗史”，本自晚唐孟。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名号一出，遂成定论。自唐至今，以“诗史”称誉杜甫，一直延用至今。那么，何谓“诗史”？在笔者所...     

简论杜甫湖南诗的政治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亲临成都杜甫草堂视察,在翻阅草堂收藏的杜甫诗集之后指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一部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矛盾,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称之为“政治诗”是十分恰当的。千百年来人们对杜甫的评价,多从历史的角度(称“诗史”)或艺术的角度(称“诗圣”)着眼,这当然未尝不可,但往往由此而忽视了它的政治意义。毛泽东同志注意到这点,并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杜诗指明了方向。为了引起同行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想就前人研究不多的杜甫湖南诗的政治意义作一简要论述。     

贫病老丑话杜甫

杜诗号称诗史,肇自晚唐孟棨《本事诗》,又经宋人宣扬,后世遂奉为的论。第明人杨慎于此颇持异议:“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直于直陈时事……乃其下乘末足,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升庵诗话》卷十一)同代陆世雍亦云:“少陵七言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景,景外情,一吟三讽,     

谈杜甫的绝句

<正> 关于杜甫绝句,清人黄子云誉赞曰:“少陵七绝,实从三百篇来,高驾王(昌龄)李(白)诸公多矣。”(《野鸿诗的》)而明人胡应麟则说:“五七言(绝句)俱无所解者少陵。……少陵不甚工绝句。”(《诗薮》内编。以下引语同见此书者不注)毁誉褒贬如此,实有研讨必要。     

杜甫诗歌意境美初探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的纽带。缺此,则不足以言诗美。过去,在杜甫诗歌的研究中,曾出现过多强调其“诗史”——历史的认识价值,而对其审美价值却重视不够。笔者对杜甫诗歌的意境美作了一些探索,权作引玉之砖,就教于大家。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杜甫的文体学思想

杜甫的文体学思想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别裁伪体”和“诗文之辨”的辨体理论内涵和意义。古今学者对“别裁伪体”的解释充满歧义，我们通过文献辨析和多方论证，认为“辨体”当最合本意。杜甫之诗文优劣论及其“以诗为文”、“以文为诗”的辨体特征，则成为宋人辨体批评的主要内容。其次，杜甫“集大成”的核心内涵就是“集文体之大成”，元稹所谓“尽得古今之体势”便是最早最好的总结。第三，“吴体”最能代表杜甫“破弃声律”和“时用变体”的破体观，他辨证地将破体和辨体结合起来，即“变而不失其所”。许多文献虽然早已为学者耳熟能详并被频频使用和论述，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完全从文体学的视域来全面深入地透视和挖掘其理论内涵，对一些传统命题概念进行全新的文体学解读阐释，将会有很多创获，这对于杜诗学研究当不无？益。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诗史”倾向与怎样解读历史上的诗与诗人

昔人的诗是否即为自述的信史 ?我们今日怎样解读古人的诗及怎样看历史上的诗人 ?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考据”方法因“科学”正名而复兴 ,出现了文学研究史学化的倾向 ,体现在诗的领域便是视诗如史。其实历代诗多比兴 ,未必实录 ,故宜跳出“诗史”心态 ,以诗读诗 ;并进而从语境与文本的时空关系探索以意逆志、论世知人的解读方法     

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为文章者有所发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惜抱轩集》卷八《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周书昌语)。新生于旧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就是这样。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巨人,被称为“诗圣”,他的诗为后世公认为“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不仅总结、发扬了他以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切遗产,在中国古典诗史的黄金时代——盛唐,创造了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开拓了诗的新世界,影响千百年的诗歌史。他之后一千二百多年的诗史上,凡卓然成家的诗人,大都能找到杜甫的影子。正如宋祁说的“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再后人多矣。”(《新唐书·杜甫传赞》)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從杜甫詩文中看他中年的思想发展过程

杜甫是一个政治诗人,他的诗反映了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也反映了他在这急剧转变的时代中思想的发展;而且随着他思想发展的逐步提高,对于这一时代的反映也就更加深入。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最大的转折点,杜甫的中年正跨在安史之乱前后这个转折点上,他的作品才成了划时代的诗篇。可是处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不止他一个,为什么只有他的诗才被称为“诗史”?这是和他的生活与思想的发展分不开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年时期”,是指他     

凌云健笔意纵横——潘天寿感怀诗探析

潘天寿诗题材广泛,各类题材均有独出机杼的精品佳什,但最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则是创作于抗日战争前后的感怀诗.其共同特征是虽然忧伤,不失气骨;尽管彷徨,犹见伟岸.因而沁入读者心脾的不是浅栖于草间的虫鸣之音,而是深潜于潭底的龙吟之声.从艺术渊源看,这类作品较多地师法以"沉郁顿挫"著称的杜甫,因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颠沛流离的遭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恰与作者相仿佛,而集大成的杜诗也为作者感时伤世提供了诗史式的学习范本.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王夫之杜诗批评的得失斠评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批评不同于传统对杜诗的肯认,是船山学和杜甫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夫之非议杜诗"诗史"之誉,通过与史的观照来凸显诗的抒情审美特质。其间,王夫之对杜诗的褒贬立足于其对诗歌本质的界定,是诗学范畴的论赞;但其赞抑的程度和方式则出于挽诗坛之颓败的诉求,溢出了纯粹诗学的范畴,而延展至借论诗以期观照当世、改易时风世俗的诉求。     

李杜诗论异同辨

作家的艺术见解往往与其创作个性相联系。正因为这样,李白、杜甫这两位各具风貌的艺术大师,在阐发他们的诗学观时,必然从不同的视点着眼、不同的角度入手,从而形成一定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也许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冲突。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职业的诗论家,但创作之余,他们都曾留下深具会心的“说诗晬语”。李白的诗论主要见于《古风》其一、其三十五、《江夏赠韦太守良宰》、《大猎赋序》、《泽畔吟序》等诗文;杜甫的诗论则主要见于《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偶题》、《同元使君春陵行序》等诗文。其中,有对诗旨诗源的探求,有对诗艺诗法的切磋,有对诗人诗作的品评,而更多的则是创作甘苦的“夫子自道”。“吉光片羽,弥足珍重”。千百年来,李白、杜甫的诗论和他们的诗作一样,启迪和沾顾着后人。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评价问题

一关于古人在思想性方面的评价从思想内容上最早肯定李商隐的要推王安石。《蔡宽夫诗话》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也。”他之推崇杜甫大概是因为杜甫的“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子美画象》)。而他之所以喜爱李商隐,尽管和他认为李的学习杜甫诗律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因为李的部分诗篇中有着杜甫的具体而微的“沉郁”精神。这从他所欣赏的李诗,可以得到证明,那些诗不是什么《无题》诗,而多属有关忧乱伤时之意和苍凉浑健之音的警句。     

人境庐诗又一格

<正> 长期以来,人们非常重视人境庐诗的“诗史”价值,对黄遵宪诗歌的研究也多从这一角度着眼,这确有其合理性与重要性,因为黄诗中的许多作品的确反映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为那个非凡的时代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形象的画卷.梁启超“公度之诗,诗史也”(《饮冰室诗话》)之誉的确名副其实.但是,就黄遵宪研究来说,仅看到其诗的诗史价值尚嫌不够,因为这还不能够全面地展示人境庐诗的意义和价值.黄遵宪诗的风格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同他本人的思想一样,呈现出丰富的多样化的面貌.如果说人境庐诗“诗史”性的作品代表了黄遵宪的一种创作风格,其中强烈的爱国意识,救亡图强思想,豪迈酣畅的格调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伟岸高大的黄遵宪的话,那么,他的另外一部作品,     

对杜甫夔州诗的再认识

本文从审视夔州诗人手，对杜甫后期创作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杜甫生平以人蜀为界为前后两期，各体现一次跨越。前期主要表现为从功利关怀转到伦理关怀，其跨越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后期突出表现为从伦理关怀进到生命关怀，其跨越以迁居夔州为标志。再把夔州诗放在唐诗初盛中晚的演进和诗史发展长河中考察，进而充分认识杜甫在盛唐涛向中唐过渡中的桥梁作用和唐诗向宋诗转变中的先导地位。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