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人性论辨析

扬雄对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虽然从人与玄的关系看具有性善论的倾向,但从人与气的关系看,他认为人性善恶混;扬雄重视人性的善恶混,论证人必须发展人性中的善,提出许多措施以实现这一点。扬雄的人性论与汉代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文学审美品格的逆向反映——评《金瓶梅》对人性弱点无节制的展示

人性是个复杂的问题,文学艺术在表现人性上是从古至今争论不休的议题之一。对人性的看法,在我国古代哲人那里始终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王充的性有善有恶论、韩愈的人性上、中、下三等新的“性三品”说、北宋的二程“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人性论、明代罗钦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的人性论、王廷相以形气为基础的人性论、李贽功利主义的人性论等十多种观点。从总体内涵上说,人性应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对人的本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功利角度上观照,人性又有优点与弱点之分,这与     

性善论对性无善恶论的一种回应——南宋早期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

胡宏的人性论非常接近于性无善恶论或性超善恶论,但他所支持的其实是性善论,其性论的特点之一是认为性善之善不与恶对。在南宋早期,这种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曾短暂流行于支持性善论的理学家中,流行范围并不止于湖湘一派。而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事实上是理学性善论对北宋性无善恶论的一种理论回应。性无善恶论和理学性善论都认为性静无恶,但由于善恶因相互对立而共生,既然人性无恶,那么人性中同样也没有与恶相对的善。这一问题成为性善论的一个理论困境。南宋早期的性善论者为了回应性无善恶论的批评,便采取性善之善并非与恶相对之善的思路来维护性善论。朱熹极力批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又赋予性善以先验性来回应性无善恶论,朱熹认识到善恶一经产生,其各自的意义便不会消失,善恶不须随时相对。此后,这种颇为独特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便很快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王充的性、命论

王充的人性论虽多有诠释 ,然其中隐含的矛盾却未见有所分疏 ,王充的命定论的内在结构亦未见有所详论 ,本文拟作分析。一把王充的人性论解作性分上中下三品 1虽然大体不差 ,但似未尽王充人性论的义奥 ,王充思想的复杂性乃至矛盾性亦呈现于其人性论中 ,因而需略作澄清。通过检讨历史上主要的人性理论 ,王充认同世硕、公孙尼子一派“人性有善有恶”2的观点。王充“因气言性”3 而非“以理言性”,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 ,以气作为人性构成的基质 ;“禀气有厚泊 (泊同薄 ) ,故性有善恶”4,气的质性差异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以气言性并非王充的独见…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安石人性论之演进

从人性善恶的角度看,王安石人性论经历了＂性归于善而已矣＂、＂性可以为恶＂、＂性有善有恶＂和＂性不可善恶言＂四个发展阶段。＂性不可善恶言＂是王安石人性善恶问题的最终定论,且这一定论与扬雄的＂性善恶混＂在实际内涵上完全相同,王安石最终认同的是扬雄的人性观。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孟子、荀子人性论之比较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自觉存在的理论形式，是对人本身的哲学认识。属于哲学形而上，人性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人性善恶问题则是先秦哲学讨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古代提出了许多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如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杨雄的性善恶混论。通过对孟、苟人性论的剖析，认识中国古代人性学上所达到的理论深度。     

生性、气性与情性——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

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源头。他接受了先秦人性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将生性论、气性论和情性论作为性善论的论证前提。他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同时,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人的天生属性,把纯粹至善的人体气质作为人性善的物质基础,把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自然情感看作人的本性,系统论证了自己的性善论主张,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这种人性论在申明人性善的同时,暗含了性与气、情等范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儒家的人性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

在儒家中持性朴论的典型代表是荀子和董仲舒,孔子也倾向于此论.《荀子》一书中的《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都表明了人性朴,而《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所作.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性朴论的基础上凸显了性中善的潜质,但不认可孟子的性善论.根据性朴论,人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故它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性朴论也异于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司马迁、董仲舒、韩婴等西汉中期的人未读过《性恶》,对我们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很有帮助.     

传统德育中关于人性和情感的论述及现代启示

相对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扬雄的善恶相混的二元论,唐朝以来的一些哲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引入了情感方面的内容,如韩愈的"性三品"说和"情三品"说,王安石的"性情一也"、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即理"、王阳明的"良知说"、"知行合一"等,从情感的角度来阐述人性,使得德育的思路焕然一新。在当今社会环境下,这些思路对现代德育仍具有启示意义。     

浅析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是自然现象,反对对人性作出善恶评价,跳出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窠臼。因此,人性的拯救不能靠道德教化,而是要"顺性因情"、利用人性的自然趋势,因势利导,把人性的自利导向于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方向。韩非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分殊,投射到政治上,就产生了德治与法治的差别。韩非子的人性论与治理思想虽然总体上已经早已不适应封建时代后的政治环境,但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试论朱熹理学思想建构中的荀子思想形象

随着“朱熹是荀学”命题的提出,朱熹笔下荀子的真实思想形象值得聚焦探讨.朱熹用“参杂法家”甚至“全是申韩”的评语表达对荀子取法法家以建构学说的不满,但依然认为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较,荀子是有救世情怀的儒家圣贤,是“大醇”.朱熹沿用了程颐“论性”时性与气兼备的义理架构,认为孟荀皆有得失,荀子于“大本处不透彻,只见得人性之不好”;孟子“只见得大本,未说到气质之性”,这构成了性恶论兴起的理论源头.不识性之大本,导致荀子虽强调践履工夫却因流于细节而无从落实.朱熹认为应该从孟子四端说来阐明“礼乃性之固有”,可破荀卿之说.总之,朱熹体察、肯定荀子的救世情怀下的良苦用心,从义理上有意识地统合孟荀来寻求发展儒学.     

荀子人性论的再考察

荀子的人性论以性恶最为著名,但性恶并非荀子所谓人性的全部内涵。荀子认为人性中还有非恶而又非善的一面存在。荀子的人性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结构,它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人生而就具有的本能;它的第二层意义是二元的,由恶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知能之性构成。认识荀子的人性论,必须把握其性概念的这一意义结构特点。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性恶》的文本结构与荀子的思想体系——从“性朴论”的内在紧张谈起

"性朴论"针对传统"性恶论"的理解,为荀子"性论"赋予新的内容,并由此为荀子作为儒家正统正名。然而"性朴论"的相关论证始终建立在对《性恶》文本质疑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性恶》与《荀子》在文本整体性上的内在紧张感。实际上,通过对《性恶》文本展开结构的划分,认真分疏其对"性善"的诘辩方式,可以发现荀、孟"性论"内涵并不一致。荀子的"性论"在"涂人成圣"的理论框架下,并不具备孟子"性论"的价值根据内涵,而是分别对应着"材性资朴"的"知仁义法正之质",与"情之所欲"的"能仁义法正之具"。其中,前者正是从《荀子》文本中得出"性朴论"的文献依据,以及进行相应解释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是《性恶》开篇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理由,以及此篇与《荀子》全书并不冲突的内在根由。由此,荀子"性论"的真实内涵不仅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荀子"成圣"即是"王道"的整体思想框架也将得以显示。     

从“以生言性”的传统看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发展

人性问题是贯穿告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告、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关系对于把握告子和荀子的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告、荀的人性论均建立在中国古代"以生言性"的论性传统上。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可从几个方面来说:在"人性"的内容上,由本能欲望到官能能力;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由无善恶到可善可恶;在道德实践方面,由人性能变到人性能善;在道德标准上,由义决定到礼决定。告、荀二人人性论的实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让人避恶为善,进而成人成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