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文存古法”论

基于时代风尚和自身的诗学主张,杨慎文论的重点即《四库全书总目.升庵集》所评的"文存古法",其总体原则是"文法皆有祖",又须"脱胎换骨",具体主张包括:第一,"达古文之文"体现出对古文章法句法的重视;第二,"达文体",表现为对各类文体特点的辨析;第三,强调"文法皆有祖",特别体现出对具有"魏晋之遗"文风的崇尚。     

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举要

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主要有三个:其一,对庄子文学地位之评论。或称其书为"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或尊其为"文章家鼻祖",或将之列入"宇宙四大奇书"、"天地四大奇书"。其二,对《庄子》文本之评析。涉及《庄子》文本的总体艺术审美特色,内、外、杂各部分之特点,各篇要旨,还具体到节、段、句、字,颇多精当之说,体现了前人对《庄子》文本钻研、涵咏工夫之深。其三,庄子对后世作家、作品影响之探析。涉及《庄子》对诗、赋、散文、小说等各类文体之影响。     

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兼论晚书辨伪

《尚书》文本在形成与早期流传过程中虽然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它们在事实上启导了早期的文体分类观念.《尚书》中的训、诰、誓、命,最初为仪式或行为,后向文体名转变.《尚书》的篇题构成与文体分类,也要在此背景下理解.清华简《尹诰》对应亡佚的《咸有壹德》,其篇题当拟作"尹告",得自文中"挚告汤曰"一语.清华简《傅说之命》对应亡佚的《说命》,其中册命的内容合乎"命"之篇题.通过清华简的新材料,我们得以真正理解《尹告》《傅说之命》等篇题的由来,并可进一步证伪晚书.     

《文心雕龙》“体有六义”说

《宗经》篇提出"体有六义"说,多数人都认为这里的"体"只是指文章,而不是指"文体"。这是一种误解。"体有六义"的"体"是包含了体裁、体要、体貌三层面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心点是讲"为文之用心"。圣人把他们发现和把握的"道"体现于"为文"中,这就要研读他们所著的所编撰修订的"五经"——《易》、《书》、《礼》、《诗》、《春秋》——了,因为"五经"是为文的榜样。"五经"内容如同鼎之三足,涵盖自然、社会和人的修养,学习"五经"可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体有六义"中的"体"包含体裁、体要和体貌。刘勰提出"体要"是针对词赋家的"为情而造文"所导致的"文体解散",解决之道,就是要学习"五经"的文体。"体有六义"中的"六义",指涉"五经"的"体要"和"体貌"。刘勰把"五经"中的体要和体貌及其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强调的是文体创造中情与辞、华与实的有机结合。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史载徐"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宫体",非宫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庾体"可知徐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论中古文体的扩张、互动及非常态化

文体扩张,有时是越界去做其他文体应该做的事,造成了某些文体的非常态化形式,即文体由此学科向彼学科的移植性扩张;如文学文体进入哲学,形成玄言赋、玄言诗之类;又如文学文体进入史学,构成史述赞之类。文体扩张,或者是文体的某些特质向诸文体的扩张,如"宫体"的题材由诗蔓延到众文体之类;又如"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类文体的用典向诗歌的扩张,而诗歌音律运用向其他文体的扩张。文体扩张,又有文体某部分扩张导致新文体产生,如对问中"臣闻"格式的扩张膨胀构成了"连珠体",又如诗歌本是叙事的某一环节,扩张就使自己独立出来。各文体扩张而互不相让并各有所得,这就成为文体互动,即文体间运用了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如中古时期"以诗为赋"、"以赋为诗"以及骚、赋不分等情况。这些情况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文体扩张的原动力展示了"文"脱离实用性的愿望,展示了"以能文为本"的力量,体现了中古文风对"新变"的追求。但文体的过度扩张,也会有弊病,如诗"缘情"的膨胀而妨害诗歌文体的叙事、说理功能,而泯灭文体界限而产生奇异作品,或"体兼众制,文备多方"又使文体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     

《共产党宣言》的修辞和逻辑——从文本学研究到文体学研究

文体学研究是通过语用学研究进行的文本学研究。我们以《共产党宣言》为例,阐明文体学研究对于文本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逻辑和修辞的结合是一切"宣言"的表述方式。作者在创作"宣言"时,需要选择位置,控制现场,营造氛围。因此,我们解读"宣言",一是通过"结构阅读法",还原文本的结构,呈现理性的逻辑;二是通过"场景阅读法",还原文本的场景,领会激情的修辞。《宣言》是一部历史剧或思想剧,有四幕戏,前两幕是全剧的重头戏。剧本按照唯实论的方式编写,演员以阶级、党派、主义的共相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我们将《宣言》每一段落解析为独白、对白、旁白三种文体,以便还原《宣言》的结构和场景,呈现其理性的逻辑,领会其激情的修辞。     

罗兰·巴尔特“文本观”的核心理念与发育轨迹

罗兰·巴尔特"文本观"的发育似有一个可以辨析的年轮:1971年面世的《从作品到文本》堪称其文本理论建构的轴心。在之前的4年与之后的4年里,巴尔特从作者功能、文体生成、阅读与书写机制、文本类型等界面,精心构筑其作品/文本理论,显现出不断深化的探索轨迹。清理这一轨迹,有助于反思巴尔特的文本理论之学术史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邵雍的“皇极经世”学及其历史影响

《皇极经世》不仅探索天道、地道、人道,而且从天地之道那里引出"治道"。从这个角度看,《皇极经世》是一部以先天易学为基础、通过天道推演而确立人事治理法则的"传统物理哲学"书。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明确引述《皇极经世》的文献达667卷,先后出现了1114次,足见《皇极经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深刻影响。     

“仁义内外”再辨

先秦"仁义内外"之辨在不同文本中讨论的问题有所不同,字词意涵也有别。楚简《六德》篇与《礼记·丧服四制》的"仁义内外"之辨,讨论的是不同领域、身份的主导原则问题,而不是如庞朴所言的"仁、义二德的适用范围问题",其"内外"指家族之"内外"。吿子的"仁内义外"说讨论的则是仁(爱)与义(敬)的根据和原因问题,其"内外"指我(身)之内外。吿子认为爱(仁)的根据在我,敬(义)的根据则在对象。     

刑期无刑——“刑”在《尚书》中的天道意义

《尚书》中的"刑"乃是源于具有普遍规范力的天道,由古之圣贤象天而则。因此,无论制刑还是用刑,都要有敬畏谨慎之心。这不仅是针对百姓庶人而言,《尚书》还强调天子、王公也要无涉于刑,目的便是要顺应天道。在此基础上,"刑"更具有了教化层面的作用,制刑用刑的最终目的就是"以教祗德",其理想归宿便是"期于无刑",刑教使众人皆有道德,无违于天道。     

论封禅文体的演变及唐代封禅文的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提出"封禅文体",且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今鲜有学人对此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研究封禅文体的演变轨迹,发现封禅文体最初泛指内容涉及封禅的文章,与其他文体有所交叉。唐以后则演变为"封禅"或"符命",从属于诏、表、奏、启等文体。有学者认为唐以前的封禅文已形成范式,笔者经过细读作品,发现唐代文士通过学习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最终才建立起封禅文的范式。唐代封禅文在遵守范式之外,又有所新变。     

《老子》“德经”首章新解

《老子》"德经"首章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当解释为"上德"所以"有德",是因为它不去外部寻求"德",而"下德"所以"无德",是因为它是依靠外部手段而寻求"德"。这种解释可以使得"德经"首章文意连贯,解释"前识"一句为何出现在此章。我们发现老子"德经"首章的思想与孔子、郭店竹书《五行》、孟子等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反映出老子思想的影响。通过对《老子》众本"德经"、"道经"次序的探讨,我们发现"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战国时期述老学派之手,而"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西汉易学家,"德经""道经"次序的变化突出了《老子》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批判作用。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生成还是指导:老子论“无”的新探究

对老子"无"观念的研究,除了生成论的角度,更应从规范问题入手。因为老子更多谈论的不是等同于"道"本身的作为宇宙万"有"之根源的生成之"无",而是关联于"道"之"德"的指导性的"无"。这样的"无",是对"道"之"德"的非掌控特征的总概括,即从动词性的"上德不德"或"玄德"之"不有""不恃""不宰",走到名词性的"无名""无欲""无为""无以为",最后概括为"无"。而所谓"无"的指导性,正是针对政权如何"长久"的问题来说。     

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心雕龙》之“文德”说考辨

本文首先从文字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德"、"道"、"心"的基本涵义,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心雕龙》中《征圣》、《宗经》等篇得出:《原道》之"文德"通于"文道",都是指"文"本身的存在样式与生成方式,以至微至妙之变化为基本特征;"文"与"道"、"德"须臾难分,"文"外别无"道","文"外亦无"德"。同时神以通明、圣以化用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充实了刘勰自己开篇标举的"文德"论的内涵,进而使得"象"与"心"走向文论体系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