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

从孟子有关不召之臣的论述来看,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要视乎臣的身份(仕还是未仕)以及具体情境(是服君主之役还是君主想见他问道)而定。在臣对君的政治义务问题上,孟子持一种区别主义的立场。孟子的这种区别主义立场与儒家的礼所体现的区别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所理解的人臣伦理其实也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伦理。根据契约精神,当人臣不能成功地展开工作(所谓不得其职),或者当君主不需要人臣的工作(比如言官之言不被采用),有尊严的人臣就应当也有权单方面终止契约——致仕而去。     

我国封建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发展、演变与君主集权的加强

我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僚体制萌芽于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于战国之世，确立于秦统一之后，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发展，到明清时期，又有重大变革，这一切无不与君主集权的加强密切相关。一、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封建专制中央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君主专制，而君主专制的萌芽很早，在奴隶社会瓦解时期——春秋时期即已初思端倪．对此，已有学者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认为当时的君主专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君主独裁的政治统治，君主拥有无限权力，君主个人意志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政治上专断独行。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不仅被统治阶级没有任何民主权力，就…     

济苍生 解世纷 静胡沙——李白思想论丛之二

李白一生以“济苍生”为己任,并且渴望在解决社会矛盾、治理国家方面施展雄才大略。他的政治思想以解除百姓疾苦为根本,主张大一统,要求君主体察民情,弃绝奢侈享受,重视农业生产。如果只认为他的思想是儒家和道家的杂凑,那就太简单化了。他既反对外来的侵扰,又反对内部的分裂叛乱,终身致力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安定的伟大事业。“济苍生”“解世纷”“静胡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核心是“济苍生”。     

进谏的艺术:基于唐代三份谏疏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谏议论发挥最重要的政治调节功能,涉及君臣互动、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以道事君"上疏进谏是一般官僚的权利和义务。进谏首先要有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宏阔的政治视野,其次需要掌握技巧,还要遵循其戒律规则,即不能挑战君主的权威性。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为君不易,为臣极难"。     

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的二重性及其后果

中国古籍很早就出现过“官僚”一词，史书上对官僚的泛称有百官、百司、百辟、百僚等。在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僚是介于君和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是在君主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时而产生，作为君主管理社会的中介而存在的。官僚制度从静态上看，就是官僚组织的体系，从动态上说，就是官僚活动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僚制度作为一套较完整的规则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赋予官僚权力的规则，二是赋予官僚责任的规则。这两种规则互相结合，就体现了它的两面性： 第一，对于君主的依附性、工具性。 韦伯认为：“官…     

申不害思想新论

学界普遍认为申子在法家中属于“术”一派,认为申子思想讲的是君主御臣的权术。本文认为,申子实际上讲的是无为、因循、刑名三位一体的“君道”。君道就是君主的内在素养,君主只有虚静无为、因循刑名,才能维护势位,公正执法,用臣下之智能,避免情欲的干扰。笔者认为,申子“君道论”是克服君主制内外危机而提出的解决之道。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浅析

以古希腊的政治权利须有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规则为依托 ,本文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对先秦儒家关于君权合法性的思想分别从君权的天命支撑、君权的道德支撑和君权的制横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笔者以为 ,儒家的君权理论依托于由宗法制而来的天命论 ,认为是上天根据君主的德性赐予君主以“天禄” ;君权的享有是因为君主在孝弟、爱民和奉行礼仪方面具有为人君师的修养 ;与此同时 ,君权也具有来自行政操作中君民关系、上天的惩戒、具备儒家“道统”精神的诤谏之臣等三方面的有效制衡。先秦儒家的这种理路在当时是有效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过积极作用。因此 ,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以制度制约权力——黄宗羲政治构想解析

黄宗羲把君主及官员当作政治上的监督对象而严加防范,他把思考的重心从儒家传统的规劝君主及官员进行内在的心性修养,转向了以外在的制度对君主及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提出了以"宰相"制制约君主权力、以"学校"制制约行政权力、以"方镇"制制约中央权力的政治制度构想,并认识到了政治力量对制度的支撑作用.     

古代君主自谦词流变考证——以诏令为考察对象

古代君主自谦词经历了秦汉、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唐宋时期为君主自谦词使用最鼎盛的时期。君主自谦词从使用语境看,多是面对祖先、先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等长辈或提及承继大统的语境,也有面对臣属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自谦词的核心原则是表现君主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即使唐宋以后君主自谦词倡行孝道,亦是以移孝于忠的方式教化百姓,有利于形成更广泛的忠君意识。自卑尊人也是自谦词使用的一项原则,统治者希望以此构建和谐的君臣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稳定。     

制度演进与舆论型塑:明末内阁政治生态解析——以钱龙锡、杨嗣昌为例

内阁阁臣钱龙锡因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而获罪,阁臣杨嗣昌因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遭舆论谴责。在这两起与总督相关的事件中,阁臣皆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在明末的庙堂之上,政事追责的内阁指向性与阁臣行为的易受攻击性,构成内阁政治生态的显著特征。在阁臣与督抚的关系中,此种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原因与内阁"类相"而又"非相"的制度特征有着本质关联。在这两起事件及此后的舆论型塑影响下,内阁的职能空间愈发逼仄,阁臣处境更为艰难。通过钱龙锡、杨嗣昌两位阁臣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制度演进、舆论环境与政治事件对明末内阁政治生态的共同影响与作用。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治史,意在为统治者“资治”,这是其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他探讨历代治乱兴衰,主张古今之道不变,借此反对厌常革新的历史思想,要求君主取是而舍非;他重人而轻天,注重分析前朝人物品德,区分君之明暗、臣之贤恶,希图法善而戒恶;他编写史书,专供君主以史为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     

协调与服从:早期儒墨的政治学

儒家的"和而不同"与墨家的"尚同"主张分别对应协调型与服从型政治学。西周一元政治结构解体后,春秋时代的社会精英认识到服从型政治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协调型的臣君关系。孔子"志于道",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创立了儒家协调型政治学。墨家以"尚同"体制"行天下大义"的服从型政治模式,在其内部得到了短暂推行。孟子以人类同有的善性降低民众的修身难度,主张贤臣辅佐国君行仁政,实现"人和"之政治。荀子以人性同有之恶为前提,强调以礼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圣臣"大儒行政令教化。孟子与荀子均主张社会精英"从道不从君",君臣协调,共治天下。早期儒家协调型政治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     

李大钊的民彝政治观

辛亥革命以后,对于怎样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一时众说纷纭。康、梁等戊戌改良志士主张先(君主)立宪、后民主(共和);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坚决主张先摧垮专制政体,建立民国,再通过“训政”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最后“还政于民”。结果,前者因封建统治者的顽固而失败,后者因北洋军阀的强暴而流产。究其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诛杀暴君”理论探析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是中世纪的著名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诛杀暴君”的著名理论,主张国家应由合法的君主统治,当出现不合法的暴君时,应当将其诛杀.同时他也认为由于客观原因,人们还无法直接诛杀暴君.这一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限制君主权力的政治主张提供了重要依据.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傅说传说与战国“选贤”思想

在传统的古史叙事结构中,傅说是仅次于伊尹的商代名相。然而傅说传说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不合理的成分,例如傅说出身低微,在"以亲以贵"的商代职官体系中根本不可能登坛拜相;与傅说同时代或前后的商代著名政治人物,如巫咸、伊尹、甘盘等均见于甲骨文祀谱,而最为著名的傅说本人却在商代祀谱中不见踪迹;周初周公论史于武丁朝仅提到甘盘,不及傅说。这些传世及出土文献之间的矛盾并非流传已久而渐歧出那么简单。从战国时代有关傅说传说资料的基础上可以看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