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试论废名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说家。在小说文体上，他率先突破了传统单一的情节模式和叙述结构，将中国诗性文化与禅宗哲学的表达方式融入其中。他的早期作品为了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文体趋于诗化；后期的作品却更为接近现实的自然状态，散文化的小说文体也相应而生。     

学说之别而非文体之分——《汉书·艺文志》小说观探原

从目录学角度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家,只能说明小说家是诸子之一,具有与诸子一样的性质,是一种学说派别,而并不能表示小说文体的出现.<汉志>小说观强调的是作品之"用",而并不关注作品的题材类型、写作手法等文体因素.<汉志>小说观给后世小说目录以深远影响,后世小说家的芜杂面貌和作品收录上的混乱可以在<汉志>小说观中找到历史原因.     

论唐五代对于笔记体类特征的认识

通过考察唐五代笔记的编写实际与相关评论,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对于笔记之体制、类属等的认识。从体例来看,笔记著述的特点比较稳定,笔记之杂主要体现在内部各条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从内容来看,一部之内往往共性明显;从归属来看,呈现出游离子部小说类而向史部靠拢的趋势。而且,唐五代虽称笔记为小说,却常将其与正史比较,可见当时视笔记的相邻概念为正史。关于笔记与正史在内容、性质方面具有差别而在功能上存在相通之处的观念比较清晰。     

论唐代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以唐代小说中的高力士为例

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有关高力士的作品。在《高力士外传》中,高力士是一个见识深远、直言进谏的忠臣;在《松窗杂录》等一些杂事小说中,高力士却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奸佞小人。其形象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但反映出作者对帝王的批判及对宦官专权的痛斥,也反映出唐代小说家关注现实政治、寻求治乱之道的历史意识。唐代小说家这一历史意识,集中表现在唐代出现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传奇作品和＂补史之阙＂的杂事小说集上,使唐代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史才＂特征。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诗化

汪曾祺致力于小说文体的革新,他的小说在文体上融入了诗的因素,由此相应地带来小说语言的诗化。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以密集的意象扩大审美空间;二、讲究文字的组合,从“关系”中产生意味;三、在语境中变异和增殖;四、省略语句,创设“空白”,增加诗意空间;五、语言富有音韵美、节奏感。这些都使他的小说语言具有了诗的神韵,从故事的附庸和载体变成了读者的欣赏对象,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特色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吸引读者之处乃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 ,分别探讨了汪曾祺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 )上的四个独特之处 :“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文章力图从这些方面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创新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与阐发。     

汪曾祺的人文修养与文体风格之关系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具有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个人品格、生平经历、传统文化濡染、前辈学人影响等方面 ,探讨其人文品格与文体风格的关系 ,对其小说文体作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研究     

魏晋六朝文论中的小说观念与潜观念——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例

魏晋六朝文论中小说还不是一个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论概念。《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中,作者以"道"、"经"、"圣"作为论文之依据和根本,每种文体既可能载道宗经依圣,也可能乖道违经背圣。按刘勰前人和时人的小说观,乖道违经背圣之言论文章均可视为小说。《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在魏晋六朝文论中有极大代表性,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文论和文化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都还不是指称某种具体单纯的文体,而是指那些不能表达"大道"、"真知"的边缘性语言文化作品。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民间体育活动——以吐蕃为例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有大量的吐蕃移民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本文通过敦煌文书、壁画的记载,考察了当时敦煌地区吐蕃与汉族文化交流形式,揭示中晚唐五代时期汉藏文化之融通.     

唐五代“长安小说”刍议

唐五代"长安小说"中,"长安"作为产生意义的文化符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带有长安都市特征的宫廷里坊空间;由政治中心地位而产生的种种与之相关的特有社会文化活动场景;与长安历史记忆相关的精神文化现象。它们是唐五代"长安小说"的物质基础、叙事场景、精神内涵、文化表征,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长安小说"才具有了独具特色的主题追求、叙事理路、文化蕴涵和价值意义。     

《闷与狂》的阅读感受及其辩难

《闷与狂》是王蒙最近推出的一部探索性很强的作品,其突出特点和阅读感受是:智慧盛宴,心灵独语,语言狂欢,文体实验。作品重视感觉,倾诉心灵,省却了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且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做了大胆实验。这部作品以其超乎想象的冲击力颠覆了过于成熟的小说文体,颠覆了小说创作的种种程式和规范,对读者的审美心理是很大的挑战。故对其特点和阅读感受既可以做正面理解,更需要做出合乎情理和实际的辩难。     

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进程及其文学品格

在中国古代诸种文体中，判词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它与碑铭、书信、奏章等兼具实用性和文学性的文体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从法律文书到文学样式的渐进改造和转化过程。遗憾的是，尽管早在宋代，郑樵就在其《通志》一书中将“案判”列为艺文的一类，在明代，吴讷、徐师曾在其《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中将判词列为文章的体式之一，也尽管判词具有法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但直到今天，有关判词这种文体本身的发展演变、文学品格及其与古代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却远未得到研…     

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

汪曾祺与其独特的小说文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本文分别从汪曾祺的生平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濡染、前辈作家对他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氛围、童年叙事、儒道并举的美学追求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等特点,逐层探讨了作者和其小说文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唐五代诗话目录中诗话作品选录标准析论

分析唐五代诗话目录可知,诗话作品的选录标准实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不应等同于唐五代诗论,而应作为唐五代诗论的一种,与诗品、诗格、诗句图、论诗诗、诗序等其他诗论形式共同构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作品选取标准应为“狭义诗话”,作品只应包含与北宋初期诗话内容、体例皆相近的唐人“本事类”作品及宋后创作的四部以诗话为名的作品:尤袤的《全唐诗话》,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沈炳巽的《续唐诗话》,王士禛、郑方坤的《五代诗话》.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儒林外史》打破了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

《儒林外史》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在叙述中夹有大量的诗词文赋的缘饰了。它的这种在文体上的变革,显示了其现代小说的特征。这样,《儒林外史》便彻底打破了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促成《儒林外史》这种文体上的变革,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其“简捷地奔向戏剧”的小说艺术方法方面的原因,又有小说用“写实而真实”的创作手法创造其“形象体系”方面的原因,更有小说作者以理性思考的方式来创造小说的“意象体系”方面的原因。     

试论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叙事语言

唐五代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链上重要的一环,虽然大多篇幅短小,但仍然符合小说的特征,自有其独特的叙事语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叙述式叙事;描述式叙事;对话式叙事。     

散文文体论

散文文体论魏饴散文这种文体在我国产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我们今天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散文，却常常很费脑筋。同一篇作品，或云通讯、或云小说、或云散文，这种众说不一的情况并不少见。探其缘由，即在于我们对散文文体的含义、范畴和特征还缺乏明确的把握。本文...     

从古代目录学看中国文言小说观念的演变

《汉志》小说家类著录的书目说明,最初的小说主要是被各家学说摒弃的浅薄琐细的说理文;《隋志》小说家类著录了大量带有鲜明叙事风格和娱乐性质的作品,小说观念重在叙事纪实;新《唐志》则在此基础上,将大量记叙神仙鬼怪、虚诞离奇的作品从杂传类退入小说家类,首次突出了小说的虚构性;《四库全书总目》将更多的参神异、记怪诞的作品从史部退入小说家类,并且把说理文从小说领域中清除出去,最终确立了小说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叙事性和虚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