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黄遵宪的诗学理论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的诗学理论以“诗外有事 ,诗中有人”为总纲 ,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 ,所历之境 ,所遭之时势入诗 ,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 2 0世纪初年兴起的诗界革命 ,既是对黄遵宪诗学理论的继承光大 ,又是对其诗学理论的深化丰富。     

语言的选择与晚清“诗界革命”的诗学道路

本文通过语言视角,分析晚清时期"西学"的思想思潮转化为"诗界革命"的形式冲动的具体过程,揭示语言选择上的保守性直接决定着"诗界革命"诗学话语的建构、诗体形式的转向以及诗体尝试的限度。     

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     

诗界革命:现代新诗语言追求的先声

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在语言追求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同属于晚清语言变革运动的同一谱系,采用进化论及域外语言变迁史作为镜鉴,并且在变革文言与建构白话的方略上也有着共同的取向,即以口语、方言与外来语改造文言。因此,就语言变革而言,诗界革命足以被视为现代新诗的新声。     

理论先行的后遗症——再谈胡适及其白话新诗理论

胡适引领的白话新诗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伟大的基业，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胡适在白话诗歌理论和艺术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也给新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致使今天仍然有人认为白话新诗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对胡适白话诗歌理论中存在的理论先行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做一番探究，以期对胡适及其首创的白话新诗理论有更为深入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诗学尝试——论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

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的创作实践中,胡适成功建立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范式,而《谈新诗》等诗论则从新诗发生史的角度勾勒了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轨迹及诗学特质。在胡适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探寻的双重变奏视角下。考察胡适新旧诗学转换成因及影响,对当下现代诗歌的探索也不无启迪。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与早期南社

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是南社孕育、诞生、兴起阶段的有力襄助者、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于右任主政的早期《神州日报》是滋生神交社和南社的温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成为汇集四方革命英杰、揭载南社开社文献、扩大同人社会影响的报刊重镇,《民立报》则是南社成立初期同人汇聚之所与传媒阵地,其附刊成为与《南社丛刻》声气相求的同人文学园地。南社初期的于右任报章诗歌诗话,高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忧患主义、铁血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体现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思路,以及对“诗界革命”诗学精神的承继与发扬。虽然于右任并非南社的直接发起人,但他对南社的卓越历史贡献及其作为诗人在南社的重要地位,需要重新揭橥、认识与肯定。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论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调适与定位

梁启超在"诗界革命"的伊始,提出了对诗歌"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的要求,试图达到在旧体诗中表现新的现代性体验的目的。随着"诗界革命"的发展,梁启超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来调适其中的矛盾,完成了"诗界革命"的历史定位,从中体现出两难的文化心态。     

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     

"形式"的解放:洞见与盲视--胡适的"白话"主张和"新诗"理论

从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两次争论入手,对胡适弃文言用白话的立论依据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梳理.胡适从思考中国文学"有文无质"的弊病出发,为"白话"文学凝聚了"说法",这是一种把文学变革落实到语言形式的革新方案,但胡适把白话的"达意"直接移用到"新诗"时,混淆了"诗法"和"文法"的区分.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论胡适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 ,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文学理论观念 ,而且对诗歌、戏剧、小说的创作均作了大胆的尝试和创造性的实践。相比较而言 ,胡适更大的贡献是在文学理论上。他的文学革命理论 ,不仅包括“诗学革命”理论 ,“戏剧革命”理论 ,而且包括“小说革命”理论。他的“小说革命”的理论观念主要表现在 :肯定了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 ;标举写实主义 ,文学面向人生 ;反对团圆主义 ,提倡新的悲剧观念 ;科学地界定了小说文体 ,规则了短篇小说做法。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者之一。     

《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由维新派领导发起的"诗界革命",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的双重任务.诗体建设一方面要承载文化政治精英的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下层民众的文学审美传统.然则语言革命的滞后最后阻碍了诗体重建与启蒙的深入.思想启蒙、语言革命、诗体革新这一本属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运动必须整体推进,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