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藏彝走廊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刍议

西南藏彝走廊是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着眼藏彝走廊的大区域,针对其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特征以及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可以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宗教的起因、宗教性与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等方面展开对多元宗教现象的比较研究。     

藏彝走廊羌寨守护神文化建构的空间逻辑

藏彝走廊区域的四川松潘羌寨守护神空间中存在两类文化建构,一类塑造村寨空间和社会关系,一类表达族群空间分布记忆。两类文化建构蕴含羌寨区分和联系的空间逻辑,呈现羌寨空间、信仰、社会和族群相互运作特征。羌寨守护神个案扩大藏彝走廊宗教空间研究范围,同时起到让人们反思和拓展人类学空间研究理论的重要作用。     

高志英的《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出版

作为民族历史—地理概念,"藏彝走廊"是1980年前后费孝通在经过多年对以往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之后提出来的。该研究著述所涉区域处于费孝通所指"藏彝走廊"的中南段,其地理行政区域在当下属滇西北三州一市地区。作者通过对藏彝走廊中南段的滇西北民族(族群)开展历时和共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努力向     

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

由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强调,"藏彝走廊"问题开始被学者们所关注,学者们开始了大量的实际的调查、研究。然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中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对于走廊的历史及现状的理解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的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研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及现状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民族走廊的正确命名应该为"藏羌彝走廊"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历史及现在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有效方法。     

卷首语

近年来,藏彝走廊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该区域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由于频繁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融所造成的民族边界的模糊性等现象均具有极高的民族学、人类学及民族史研究价值。费孝通先生之所以将之称作"藏彝走廊",很大程度还因为藏族与彝族是今天此走廊中分布地域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代表性的民族。故而,藏族及其文化在藏彝     

傈僳族的跨国迁徙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述论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其迁徙动因、路径、规模与影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异同。将民国以前傈僳族迁徙史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联系起来考量，可以深入与细化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历史与族际关系研究，并反思以往藏彝走廊研究中空间固化或裹足于境内研究之不足。     

藏彝走廊的汉族移民与汉藏互动——以九龙为个案的考察研究

族群迁徙是影响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因各种原因，自清代中叶以来大量汉族迁入九龙地区。汉藏通过通婚与经济利益互补等方式构成了相互依存的族群关系。汉族移民入赘藏家，为二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汉藏文化的交流反过来又密切了相互关系，促进了汉藏民族的交融。汉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双向进行的，并且他们也相对地固守与改变着自身的文化。     

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笔者2012-2013年在四川松潘、云南迪庆、甘南合作、西藏昌都的田野调查,从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两个维度考察藏彝走廊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原因.认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回、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加上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回藏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健康因素的作用,为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保障.     

十九世纪滇藏关系解释范式的反思

针对近年来中国边疆与族群研究中的偏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二元取向,本文强调汉藏边缘的地方能动性,不仅从边疆的一般性与汉藏边缘的特殊性来揭示族群交汇的特征,也对清末针对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交往的相关政策中的语汇进行分析;在方法上,本文借用"藏彝走廊"的概念探讨西南边疆的族群互动问题。     

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

本文通过对目前川西高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石器类型和文化面貌的分析 ,认为他们主要是从黄河流域南下的北方人群系统 ,正是他们将源自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带入了川西高原。他们主要活动于川西高原的一些河流阶地 ,最南抵达了今攀枝花金沙江流域 ,并在此同由华南地区沿长江向西迁徙并有着大中型石器和砾石传统的人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此局面开启了后来历史时期源自北方的藏缅语族群 (或称“氐羌”族群 )同源自南方的濮越族群两大族群之间发生交汇、联系和融合之先河。这表明藏彝走廊南部地区成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之间一个交汇地带的历史 ,目前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 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藏彝走廊底蕴与茶马古道功用及该区域中"一带一路"指向

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华民族形成与走向的考量，数次提出民族走廊的研究命题，其中对藏彝走廊研究就有涵义递进的公开五论之说。沿着费老指出的门径，中国大陆学界近40年来对各个民族走廊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中，“走廊”概念泛化到各个相关学科，从人文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到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边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看，藏彝走廊的成形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即出现南方丝绸之路时藏彝走廊已经形成，并因其茶马古道功能而使该走廊长期保留着内部的延续能力及其与外部的沟通活力。随着研究的进展，费老提示的该走廊的蕴涵被学人不断发掘；进入21世纪，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将焕发出这个走廊的新活力，国家决策层所命名的藏羌彝走廊，扩展了该走廊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该走廊的研究将有更多的含义被人们所认识。     

关于云南“藏回”社会文化变迁的思考

具有藏族和回族双重文化特征的"藏回"②,是历史上回族积极适应边疆多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属于云南回族的一个派生族群或亚族群(subgroup)③.此篇以这一亚族群近期发生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回归的调查为基础,利用宗教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回归的原因.同时还描述了"藏回"独特的文化,旨在展现回族文化发展的多元空间.     

羌族宗教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考察研究

岷江上游羌族宗教信仰是多元混杂的,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现实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可追溯到古羌人时代,从那里我们可寻羌族宗教信仰之渊源的一些踪迹;现实的因素可从羌族地处藏彝走廊,受汉藏文化影响的现状中去采撷一些实际的表现.本文拟就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藏文化因子,羌族天神信仰与藏族民间宗教信仰的渊源,羌族和藏族有关人类起源传说的相似与区分,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与佛教文化的糅合等方面对羌族宗教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作一较为深入的考察分析.     

关于“藏边社会”的思考

作者认为“藏边社会”的内涵丰富,涉及甘青川滇藏区、藏羌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诸领域的研究.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历史上这些地区有过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和睦生活的时期,而且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给各方都带来过重大利益,不过也有过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惨痛教训.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做好“藏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各民族互相团结、共同进步,是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藏学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的重大课题.     

地域研究:外部认知与主体性强调——以藏羌彝走廊为例

藏羌彝走廊的认知经历过封建王朝的"权力中心主义"以及"文化中心主义",也经历了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蜂拥而来的传教士的近代医疗、教育知识的洗礼。实质性的走廊的外部认知也拜陶然士(T.Torrance)、葛维汉(D.C.Graham)二人之力,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也建功至伟。随着接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教育的中国学者的跟进,20世纪40年代走廊的地理空间及内部文化实质已有基本呈现。1978年后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走廊研究再得活力。综合学科研究视角的提倡,也正好应对走廊的历史以及现状。在今后的走廊研究中,走廊中诸民族住民的主体性应该得到强调。     

李绍明先生的彝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自幼生活在彝区,很早就对彝族文化感兴趣。1953年,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先后得到陈宗祥、吴泽霖、冯汉骥、马长寿、林耀华等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他在民族识别、社会性质研究等关于彝族的历史和现状方面的研究中,硕果累累,弄清了凉山彝族在民主改革前奴隶社会的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对彝族族源、族属及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所主持的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了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的先河,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李绍明先生还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民族学地位的交流和对话,对学术进行了反思,在此方面也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     

隐藏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

青藏高原碉楼作为一种独特历史文化遗存,近年日益受到外界的关注与重视.目前学术界普遍将其作为与战争相关的防御性建筑看待,认为碉楼起源于防御.本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依据藏彝走廊碉楼分布地区相关民族志材料,指出碉楼明显具有神性,为权力之象征;当地流传碉楼"为祭祀天神"或"镇魔"而建等传说,可能反映了碉楼更原始的形态,碉楼最初产生可能是作为处理人与神关系的一种祭祀性建筑,以后才转变为处理人际冲突的防御性建筑.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碉楼起源与藏彝走廊本土信仰及宗教观念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