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与结构——同质婚的形成机制研究

同质婚是指夫妻双方社会人口特征比较相似的婚姻,是社会阶层固化程度的一个反映。使用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不同社会群体选择教育同质婚、职业阶层同质婚和户口同质婚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位居教育层级两端的被访者更可能选择教育同质婚;位居职业阶层底端的被访者更可能选择职业阶层同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被访者,越可能选择非农户口同质婚;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非农户口同质婚。总体而言,婚配模式的选择既体现出了个人偏好与个人理性,同时亦受个人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约束。     

北京市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研究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发现这20年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现象与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休闲时间差异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休闲时间越短;受教育程度越低,工作时间越短,休闲时间越长.群体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带来时间经济价值的不同,从而导致休闲时间的不平等以及收入的不平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另外,受教育程度低群体的休闲时间主要来自于无业群体的非自愿休闲,从而拉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休闲时间的差距.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外出民工职业流动轨迹与向上发展促进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向上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和总体职业特征均呈倒“U”形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的职业获取存在明显的性别区隔;职业培训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低端职业身份的获取,对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并无显著效应.尽管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存在较多障碍,但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参与过职业培训或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有家属随迁或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英文)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年上海市社会结构调查数据,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分别测量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性别、父亲职业等变量后,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英文)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中国的户口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芙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中国成年人抑郁症状的社会经济梯度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和2016年数据,探讨中国成年人抑郁程度的分布情况及抑郁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抑郁的发生率较高(其中23. 4%的人有抑郁症状,4. 6%的人患有抑郁症);个人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越高,则其抑郁水平越低;通过Wagstaff分解法分析各类因素对和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发现,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依次为23%、22%和33%。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女性和农业户籍者通过教育获得的精神健康回报要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北京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非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流动人口的住房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制度性因素的研究,但是近来对收入、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等非制度因素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利用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受到收入和在京居住时间这两个因素的显著影响,收入越高、居住时间越长,居住状况就越好。居留的稳定性对住房状况影响显著,但是工作稳定性没有对流动人口住房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对流动人口应实行体现资产建设型的社会政策,普遍推行住房公积金的福利制度。     

村庄婚姻圈变迁及影响机制分析——以华北F村为例

通过分析华北F村200对夫妻调查数据,运用定序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从人口流动、结婚变量和个人特质三个方面解读了在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婚姻圈变迁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F村男性村民出生年代越晚,结婚年代越近,通婚范围越远;同时,择偶时间、方式、家庭背景和村庄非农化水平成为影响通婚范围的主要因素.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教育程度、是否外出打工等社会性因素并不对通婚范围构成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择偶时间发挥作用.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Mobility (2003-2013)*

Using a sample of over 90,000 urban and rura1 residents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and China Genera1 Social Survey (CGSS) from 2003 to 2013, we analyzed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lying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China.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ver these years, such identification has consistently assumed the shape of a bowling pin: those who “identify with a low social status”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respondents, a much higher proportion than in most countri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net effect o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f such objective indicators as education, income and occupation has been relatively small, and lessened over the ten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mobility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s quite strong, but the upward impetus provided by perceptions of upward mobility weakened over the period. At the macro-level, the tempo of economic growth failed to raise the level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had a markedly negative effect. Our research findings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curbing the income gap and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for mobility are important for raising the level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本文利用2011年首都高校生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北京高校学生的分层现状，并讨论了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分层的影响，发现这一轮扩张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而非再生产。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具有更好教育质量的精英院校，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家庭的社会阶层背景对子女教育分层的影响在中学阶段更加明显；家庭背景对专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后，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如果高等教育扩张降低了教育质量，就可能削弱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文化资本与地位获得——对浙江某市私营企业主子女上向流动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个案，分析探索转型期的私营企业主是如何看待“向上流动”的。被访的私营企业主依据文化资本把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他们期望并力图使子代通过教育进入体制，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而他们的子代在进入体制失败后无奈地“子承父业”，没有实现他们所认同的向上流动。文中重点分析了文化资本在私营企业主自我定位和其子代谋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正是这些源于制度与文化的影响使私营企业主认同积累文化资本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关注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人群之间的比较,将前者视为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将大学求学过程当作一个"黑箱"。本文基于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研究设计的介绍和首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社会分层,即进入三种不同层次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精英高校,"211大学"和其他非"211大学")的决定因素,特别关注家庭背景、招生制度、重点中学制度等中间机制的共同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对于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仍然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否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的照顾,对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作用更加明显。重点中学主要影响学生高考分数,而招生的各种优惠政策明显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尽管他们的入党意愿低于其他类型高校的学生。这些发现对理解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在精英形成过程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Race, Class and the Dilemmas of Upward Mobility for African Americans

We use the concept of intersectionality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meaning of social class and upward mobility in the lives African Americans. Throughout, we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a site which many Black Americans feel represents their best hope for upward mobility.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ree themes is reviewed and discussed: (a)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class divisions within the Black community, (b) experience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entryways to upward mobility, and (c) the hidden costs of mobil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dress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with class and race, the relevance of class to racial ident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downward mobility among Black Americans .     

参军：制度变迁下的社会分层与个体选择性流动

国家制度变迁不仅带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也促使个体对流动机会做出主动选择,因此,地位获得模式不能仅考虑分层机制而忽略微观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影响。基于CGSS2006数据,本文对参军问题的分析支持了这种观点。研究发现,参军作为政治忠诚的体现,对个体的回报在改革后有较大下降;不同时期参军地位获得模式体现着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和对参军回报审视后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共同作用;当参军能带来较高回报时,参军资源在不同地位群体间体现出更大的不平等。〖JP2〗最后,在参军期间的地位获得上,由于权力的屏蔽效应,个体选择性流动使得此时的地位获得出现了与一般模式截然相反的趋势,即农村青年和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反而有更高的入党比例。〖JP〗     

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

本文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2）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3）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4）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