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考与刍议——基于"新都市主义"的视角

从集聚的两面性切入"首都城市病"问题,反思疏解集聚的必要性.在回顾城市发展史和总结"新都市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先搞清北京集聚背后的功能因素.通过国际横向对比和国内纵向对比发现,北京存在核心首都功能不强,发展不够紧凑;非核心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冗余,城市增长出现低效率化.因此,将"新都市主义"理论中国化,提出北京未来的疏解思路:TOD模式中国化.     

金融发展与金融业结构治理--记2004北京国际金融论坛

为迎接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加强金融业治理结构的建设 ,并以首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为依托 ,发挥首都金融决策和信息平台的独特优势 ,大力发展首都金融产业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2 0 0 4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于 2 0 0 4年 5月 1 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金融发展与金融业结构治理”。国务院相关部委、金融监管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人、国内外金融专家学者和国际大型财团代表等 40 0多人参…     

北京总部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总部金融作为总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京区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北京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促进北京尽快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当前,进一步增强北京总部金融的集聚力和辐射力,拓展和提升北京总部金融的创新功能,使其更好地满足首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北京总部金融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广深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服务业集群

广州和深圳,作为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两市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都选择发展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金融服务业发展策略的选择上,又都寄托于集群的现代产业组织形式,利用集群优势的发挥来推动金融服务业发展.本文在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上,通过空间计量与回归,分析探讨广深两市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的空间方向和关联程度,进一步验证了广深两市错位发展金融服务业、构建双核型区域金融中心的可行性,并对两市如何与香港金融业业务对接和发展错位金融业务合作予以展望.     

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转型中政府职能的定位

金融全球化促使转轨国家实行市场化的金融转型,与此同时,市场化的金融转型导致市场失灵。因此,转轨国家在金融转型进程中面临着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如反对金融垄断,保证金融机构稳步经营,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职能;保障与金融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强化政府服务的职能;转变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的职能;推进金融中介重组,促进金融业成长的职能等。     

振兴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应重视金融产业的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资金,除了少部分由政府金融和政策金融支持外,大部分需要自筹,因此地方金融业是否发达和融资环境的优劣就显得尤为重要。黑龙江省政府部门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应该高度重视金融产业的地位和发展,大力发展地方金融业。首先应该在思想上提升金融产业的地位,将金融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来发展;其次着手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哈尔滨金融区,制造金融“洼地”;最后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完善创新地方金融体系和融资服务体系。     

中泰外商直接投资实证研究——以泰国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为分析对象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泰国作为东盟第三大经济体,以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吸引了不少中国投资者进入泰国投资,而其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对中国直接投资有着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对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及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的分析发现,尽管泰国通货膨胀率、泰国工业生产指数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但泰国居民消费指数、泰国商业银行存贷比率、泰国生产价格指数、泰国失业率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会产生负向影响,而中国与泰国之间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因此,鼓励中国投资者向泰国投资,加大两国贸易合作以及开展两国文化交流,是促进中国和泰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互助互利,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目标的有效方法.     

建设世界城市:北京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北京提出的建设世界城市发展目标,既是北京城市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中国今后参与全球化的需要。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将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针对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应对之策,即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构建首都大都市圈管理新体制,建设国际金融之都,打造各具特色的功能区、重点打造CBD功能区,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首都软实力等。     

清末民国时期广州金融风潮的应对

广州在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广州和香港分别设立的分支行为世界列强在华银行之滥觞;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开业后,即在广州、汕头及香港等地设立分行.民国24年(1935),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央银行;民国26年(1937),广州地方官办银行的资本总额约为3400万元,占国内地方官办银行资本总额的40%以上.广州近代银行制度在清末逐渐萌芽并在民国前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华南财团",广州官办银行在国内同业中处于执牛耳之显著地位.近代广州政治紊乱,经济动荡,商民的心理素质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大规模的金融风潮.一方面是新型银行等近代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因银行挤兑等引起的金融风潮又此起彼伏;再有就是历届地方政府都在绞尽脑汁,通过强行调节毫银和纸币的流通比例来化解金融风潮,三者相叠加构成了一幅既千奇百态又万般无奈的金融画卷,由此可窥中国近代金融业形成、发展状况之一斑.文章通过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以清末民国时期广州所发生的七次较有代表性的金融风潮入手,对政府、公安、商民和银业等四个阶层在金融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剖析,以点带面再现了近代广州社会的金融百态,得出有规律的历史经验.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六十年回顾与展望

建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型金融运行体制;建立了以多种间接型金融调控工具为主体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了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的国际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建立了较为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国有商业银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不够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全适应金融现代化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偏高,潜在金融风险仍然较大.今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改变经济金融结构不对称格局;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健全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