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极图解《太极图说》——兼论太极图儒家化的重要意义

作为道家产物的太极图,经过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诠释后,成为儒家的重要著作。其所建构的"天—人—天"合一的宇宙生成模式,开辟了儒家"性与天道"在宋明理学的滥觞。《太极图说》中的"自无极而太极"则可以理解为"自道家而儒家",因之,《太极图说》所建构的是以"人极"为中心,儒道混同、三才并立的易道观。《太极图说》在朱陆鹅湖之辩后成为历来争论的焦点,但朱熹解《太极图说》所依据的是其改造过的太极图,后来学者的注解也大都徘徊于二人之间,而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周子太极图。因此,依据周子太极图来解《太极图说》,才能还原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来面目,也才能让我们理清太极图儒家化的重要意义。     

王夫之对《太极图说》的发挥

王夫之从"理气充凝"的角度来阐释太极之动静,并指出天地之化至诚不息,动为本而静为辅。这些观点体现了王夫之对周子《太极图说》的创造性诠释,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王夫之阐释《太极图说》还有一个特点,即将周敦颐与张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将"周张"视为一体,《太极图说》则与《正蒙》互通,由此回归北宋理学之本源而发明"正学",重建理学"道统"。     

周敦颐"人极"标准思想的哲学意义

周敦颐以其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三位一体"的哲学立场,提出了"圣人定之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人极"标准的思想.这一思想往往被把握为是周敦颐对"人极"标准是什么的直接规定.其实不然.我认为,这不是"人极"标准是什么的直接规定,而是对如何确立"人极"标准方法论原则的规定.他不是在告诉人们什么是"人极"标准,而是在告诉人们应怎样建立具有真理性的"人极"标准.周敦颐的这一思想,对解决"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何以是可能"的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试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思想

周敦颐的道德本体思想与其理学本体思想是一致的,具有本体论和生成论相结合的特征,周敦颐在以"诚"为本体的论证过程中,将这种本体具体落实到了人的心性本体之上,进而挺立了人极的意义,这事实上也就提出了其道德本体的论证。周敦颐道德本体思想在理论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逻辑环节: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纠缠、太极—诚本体的转换、立人极的道德本体思考。周敦颐这种本体论思路主张从意义发生机制,以"太极""诚"为本体,横摄天地人三界而立论,真正将以往的那种生成论形式的宇宙本体论落实到形上本体层面,完成了天地人一体的形上本体论证,找到了道德领域的根据,从而较好完成了人极意义的形上论证。     

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典范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本论文尝试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平冤昭雪,以便解除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的误解。为此,本论文认为在东亚哲学史上最初论及宇宙生成问题的学者为老子,到了汉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太极及元气概念,并开始了正式的深入研究,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元气说",这一脉络一直延续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但是,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对此进行了歪曲、改编,进而主张"本体论"。本论文还重点指出:如果立足于朱熹的本体论去理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会造成众多难点,其中明显的例子出现在朝鲜哲学史上。因此,笔者根据朱震的《汉上易传》所收录的《太极图》,尝试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蕴含的原义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原道——当代学者的使命

一千年前，周敦颐因对道的强烈渴望而“推本太极”，并作《太极图说》，从而为新千年的中国文化思想建构了一个“推本太极”的道学体系；一百年前郭嵩焘、谭嗣同因发现了天地的剧变，意识到“天变道亦变”的道理，而致力于新道论的建构，谭嗣同《仁学》为新世纪中国建构了一个合中西、融古今、贯科学与人文的思想体系。     

心学视域下的刘宗周《人谱·人极图说》释义

刘宗周晚年撰著的《人谱》是开显其哲学思想主旨的最重要文本.《人谱》正篇《人极图说》将“心”与“太极”、“善”与“阳动”、“性”与“阴静”、“五性”与“五行”、“万性”与“万化”、“迁善改过”与“其要无咎”一一对应互解,天道、地道与人道一体圆融,天道的客观性落实于人道,人道以其主体性、能动性彰显天道之自在性和自然性,天道不离人道,人道开显天道,“即天道即人道”.《人极图说》所开显的独特的“心”学体系,彰明天地万物中最灵与最秀者之“人”的意义和价值,是“天人合一”哲学的最精彩体现.     

周敦颐道学与湖湘派儒学的特色──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

周敦颐是出生在湖南的第一位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他以“太极”说“人极”，把宇宙论与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本体论，转变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学术方向。周子的学术直接开二程洛学之先，以后又经过胡宏、朱熹等人的的阐扬，成为公认的道学开山祖。从周敦颐的道学到胡宏的“性命之学”，再到船山总结与批判未明新儒学，我们可以看到湖们派儒学在思想上前后相承的一种特色。（一）周敦颐的学术著作并不多，保留下来的最有影响的是一篇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四十节的《通书》。周子生前既非达官显贵，死后也无多…     

论“易”作为《易传》的本体概念

大多《易传》后学以"太极"为《易传》本体概念的理由是不太充分的,从《易传》仅出现一次的"大极"(即"太极")及其文本语境,只能推证"太极"在阴仪、阳仪之间,是生出阴仪、阳仪的阴阳未分者,但不能直接推证"太极"是《易传》所谓万物的最先且恒常存在者,即本体。本文从《易传》相关文本章句论证"易"为《易传》的本体概念,从其是"生生"的恒常存在者;从其恒静而能生"动";从其是乾坤运动的基础;从其广泛影响万物等角度论证"易"是《易传》的本体概念。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

本文对裴矩《西域图记》的成书时间、撰写目的及所述敦煌至西海间所经诸地进行了考证。     

长吉图区域旅游产品开发与体系构建

在对长吉图区域旅游资源禀赋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指出长吉图区域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基于区域合作的长吉图区域旅游产品开发体系的构建,旨在为该地区区域旅游产品开发提供参考。     

李滉《心统性情图》研究

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韩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滉的<心统性情图>,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继承中国的孔孟、程朱之学和朝鲜历来朱子学者的思想.     

庄子、郭象圣人观之比较

庄子的圣人观否定社会现实,认为"圣人"是超越现实、还朴归淳,具有最高人格的方外之人,他强调的是对原始自然的遵循和效仿,追求的是配天地之德的至高境界。郭象的圣人观肯定社会现实,无意于彰显圣人的神性和超越,而着意于圣人与世无刃、与百姓无隙的闲恰与自得,他强调圣人要无心以临天下,既内具圣人之德,遗世离俗,又外施王者之政,涉世入俗。庄、郭圣人观的不同,体现了二者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魏晋时期援儒入道、以道释儒、儒道会通的学术特点。     

周敦颐与佛教关系研究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固然有承"孔孟之教",依《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而"说以寄意""默契道妙"之意;然而结合两宋儒释道三教相互融摄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他与僧寿涯、黄龙慧南、祖心、佛印了元、东林常总等佛僧交往的相关分析,可以推出,禅僧的点化与启发亦是周敦颐理学思想最终形成必不可缺的,其《太极图说》就是初受之于寿涯禅师,在东林常总佛理启发下最终完成的。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識簋》“司土(徒)”职掌研究

《識簋》铭文有关"司土(徒)"管理籍田这一职掌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根据《国语.周语》记载的"籍田礼",可以看出《識簋》铭文记载"司土(徒)"管理籍田是其神职、礼职和民职的体现。在周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司土(徒)神职、礼职的色彩逐渐消褪,但是其管理和教化民众的功能得到加强。     

《晋书·宣帝纪》曹仁"焚弃(樊、襄阳)二城"辨误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汉献帝延康时期(220年曹丕代汉之前),汉政府得知一小股吴军西过襄阳,马上派丞相府长史司马懿向襄阳守将曹仁传授应对方略,西来吴军必不敢为患,襄阳战略要地一定守住,曹仁竞违令焚弃二城。《晋书·宣帝纪》这段记载有误,理由是:《晋书》上这段引文错误很多严重失实;曹仁无故焚弃樊、襄阳军法不容;这也和曹仁的作战经历不符;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曹仁没有"焚弃(樊、襄阳)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