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先代帝王礼与北宋帝王观——以太祖时期祭祀对象的调整为中心

享先代帝王礼为中国古代吉礼之一，其享祭对象之选择，彰显礼制建构者对帝王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诉求。宋太祖时期此享礼经历调整，至开宝四年定型。礼仪根据帝王的身份和功德，对祭祀对象进行选择和分级。这反映了宋朝的立国背景，同时体现了统治者对“大一统”“开国创业”“长久统治”帝王功德的推崇。     

宋太祖“重文”的贡献

在封建帝王中,宋太祖赵匡胤是封建帝王的佼佼者,他即帝位后,扭转了五代时期重武轻文之风,制定了“重文”方针,促使宋代“两个文明”达到最高峰,中国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出现于宋代,对我国和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宋太祖,姓赵,名匡胤,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及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善骑射。因在北周屡立战功,从一名小校迅速升迁到殿前部点检,掌握了禁军最高指挥权。不久,世祖死,七岁的     

赵匡胤和他的宰相们

赵匡胤和赵普赵普为滁州判官时,太祖两次与他谈话,对他的才智大为惊奇。当时官府捕获了一百多个盗贼,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赵普认为其中必有冤枉,启禀太祖重新审讯,结果十之七八得以活命。宋太祖得天下后,诛灭了李筠、李重进。他召见赵普问道: "天下自从唐末以来,数十年之间,帝王易姓的就有十个,长期战     

荀子家庭伦理思想简论

沿循儒家将家庭政治化、经济化的传统思路,荀子更倾向于探讨家庭的社会性,他将家庭视为士民的居所与利益共同体。与孔孟以"仁"言家不同,荀子主张以"礼"治家,家庭成员间恪守森严的等级秩序、各尽其责;以"利"成家,强调家庭成员关系利害实质的工具理性;以"国"胜家,彰显了国之于家的价值超越,凸现了在传统宗法体制日趋崩解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家庭伦序、保障生命安存的现实迫切诉求。     

“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赵宋的“祖宗家法” ,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宋朝“祖宗家法”的提出 ,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 ,也与唐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循故事、沿祖制治国 ,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 ,“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 ,既是标榜“家国一体” ,祗奉祖制的结果 ,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 ,它从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简论中国古代家国关系与科举文化

简论中国古代家国关系与科举文化孙仁宏中国古代科举文化始于隋唐，衰于明清。它随着中国封建家国一体关系的稳固而兴盛．而随着封建家国关系的松弛、动摇走向衰亡。笔者在纵向考察中国古代科举文化时，曾将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关系形成、发展和它的特点和科举文化的形成...     

试评宋太祖的用人之道

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他统治时期,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宋军先后攻灭了南方诸国,从而初步奠定了北宋的疆域。宋太祖又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基本上结束了藩镇割据、长年混战的历史局面。宋太祖治军理国成功原因诸多,用人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对宋太祖的用人问题,解放以来却很少有专门的论述。为此,本文打算对宋太祖成功的用人实践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下面试从几个方面来分别评述。一、重视以文人治国唐末五代时,藩镇割据武夫专横,重武轻文之风盛行,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     

王船山的家国情怀及其精湛智慧探论

王船山对中国古代家国情怀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船山家国情怀集中体现在深度探寻家国内在精神的契合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连带互补性,不仅论述了"家"对"国"的初始意义和拱立价值,而且阐发了"国"对"家"的整合意义和保障价值,从而使得"家"成为"国"的建构基元,"国"成为"家"的价值核心,凸显出二者命运与共的内在机理,以及"微而润如乳,宏而浩于穹"的伦理神韵和价值感召力.     

“家”字的文化阐释

"家"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住所"。从历史上来看,古代的"家""家庭"是人类两性生活所组成的最基本的或者最小的社会组织。大体上来看,人类开始是群居杂处,大致在原始母系社会开始形成对偶制家庭,到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的原始氏族社会瓦解的父权制时代,人类开始有了总体上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家庭通过一定的婚姻形式而比较固定下来,成为社会的最小细胞。从人类学上来看,"家""家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以致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的产物,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的"家"和"国"的关系,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性:中华民族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家族等血缘关系为维系,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主要表征的家国体制,从而不同于西方民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维系而形成的法律和国家制度。中国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被称为"儒家"和"道家",似乎与中华民族的这种家族观念强盛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中国文艺史上,家庭的亲情、家族的血缘之情、家乡的养育之情,是尤为重要的题材。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文艺才铸就了抒情表现的特色。     

中韩历史中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不可分割性与互为紧张性

19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的若干历史实例表明,"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在中韩两国文化中既有其极端密切的互动,但又有极为紧张之关系.第一,儒家"知识"与中韩政治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但"知识"与"权力"毕竟性质不同.帝国体制之下,皇权是至高的权力,儒臣的权力则是衍生性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与掌握权力的帝王之间,有其永恒的紧张性.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朝鲜都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帝围需要儒家价值系统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有效运用各种人力及物力资源;为谋帝国的长治久安,中韩两国帝王亦须不断吸纳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官僚进入体制中.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知识"与"权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知识之特质.就儒学知识之特质而言,古典儒家提出"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认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与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内在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内在思想的玄思,它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在"内圣外王"理念下,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将儒家知识落实在政治现实上的动力.儒学知识系统的强烈实践取向,使儒学知识在近代以前的中韩两国历史上必然与"权力"发生深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