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草》看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

在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考量中,"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揭示国民性的"病根"是建设"最理想的人性"的第一步。《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的人生哲学,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体察,从《野草》可以看出鲁迅关于"最理想的人性"思想的建设性思考。研究《野草》中鲁迅的"最理想的人性"思想,实际上是在研究鲁迅的人生哲学及其"人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这对拓展鲁迅思想研究和《野草》的人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论鲁迅针对中国人弱点谈日本国民性问题

关于鲁迅所谈的“国民性”的概念,目前专家学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本文赞成这种观点:“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就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所造成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及其特点。”①所以,鲁迅听谈的日本国民性,即由日本社会的历史和日本社会的现状所造成的日本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及其特点。考察日本国民性问题,主要以日本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根据。那么,针对中国人的弱点:鲁迅谈日本国民性的内容是什么呢?鲁迅谈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鲁迅所谈的日本国民性问题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何裨益呢?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呐喊背后的沉思彷徨之中的忧愤——论鲁迅小说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它有一定的社会批判作用,更有深厚的思想价值.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评论界总是过高地强调其作品的政治色彩,而忽略了它的思想价值,或者说用过高的政治性遮蔽了思想性、文学性.本文认为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通过鲁迅的小说从民众、农民、知识分子、革命者多个层面上分析,以及对《祝福》《孔乙己》和《药》等三篇代表性小说从多层次、多角度、互补性审视,从国民性的表现与思考这一角度对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作了新的审视.     

试比较鲁迅与林语堂在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的差异

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关于国民性问题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和林语堂的《中国人》进行简略分析，就他们在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的立场、价值取向、具体观点等方面的差异作比较，试图以此来了解和把握当时关于国民性的主要思想。     

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鲁迅所倡导的国民性思想内容,是通过不同视角下国民性的含义、鲁迅"国民性"概念中的"国民"构成、鲁迅国民性思想类型概说和细说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国民形象加以改造、树立"诚"与"爱"之人等内容表现出来的。     

新世纪鲁迅研究综述

新世纪的鲁迅研究 ,转入了一个整合、深化期。 2 0 0 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 12 0周年而推出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突破盲点》等著作较具代表性 ;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改造国民性”问题 ;对于鲁迅文化观的研究仍然是持续不衰的话题 ;在更大量的有关各种文体的研究成果中 ,《〈狂人日记〉重探》、《〈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野草〉的超现实主义倾向》等都有新的重大发现。     

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发展

研究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按早期、前期、后期三个阶段论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主要内容、特点、由来及发展。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鲁迅后期抛弃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本文作者则认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具有历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鲁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后,也没有中辍对这一问题的探求。随着时代的前进和世界观的转变,鲁迅后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与前期相比,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根本不同,有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     

另一种国民性的讨论──鲁迅、许寿裳国民性讨论之引发

鲁迅和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以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可能是由嘉纳和杨度的讨论所引发的。于清末留日的鲁迅，与杨度等人虽因学科不同而班次相违，但在入学当初，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六个多月，彼此互有往来，鲁迅对嘉纳与杨度的讨论不会一无所知。在鲁迅托友人带给周作人的衣箱中，还有两本《新民丛报》，亦可作为住证。且鲁迅和许寿裳谈到国民性是在嘉纳和杨度讨论之后。最主要的是，两组讨论在内容上也有明显的相接点。     

论新时期乡土小说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新探索

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即国民性问题,是中国乡土小说关注的重要主题。本文试从“五四”时期的鲁迅与新时期乡土作家在国民性思考的比较研究中,探讨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新时期乡土作家在这一方面所表现的新特点:农民在建国后的干群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揭示国民性中麻木落后的东西;探讨国民性痼疾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再论鲁迅的《祝福》

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是鲁迅长期以来执著思考的问题,成为鲁迅启蒙思想的核心,<祝福>就是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思考的结晶,阅读这篇内涵深邃的作品,读者可以观照反省自我性格上的病态,思考国民性的重大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2003年鲁迅研究论文综述

20 0 3年鲁迅作品研究大都集中在《呐喊》《彷徨》 ,有关《故乡》论述是一个热点 ,严家炎对之作了理论提升。《故事新编》研究侧重在创作历程及文类研究。《野草》研究大都仍在探讨哲学意味。杂文研究钱理群、李林荣颇多创获。思想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于国民性、立人思想、文化传统、文艺思潮、文学启蒙、生命哲学、当下意义及现实可能等的解读 ,分别以杨联芬、俞兆平、郭预衡、支克坚、葛红兵、阎真、高远东的文章为代表。史料研究大多围绕鲁迅死因所引起的争论 ,佚文研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当属鲁迅致杨之华信的披露和发表。鲁迅与翻译、学术、美术、医学等其他层面的研究亟需引起注意。     

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鲁迅创作心态探索

鲁迅在他的时代深探地领略过弱国国民的屈辱。他逐渐地意识到，这个走向没落的大国已经不能为它的国民提供足够的生存勇气，它的古老文化也不能够为国民提供足够的生存信心。鲁迅的反省正是从这种切身的感受进入，从个人而追踪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根性。清算国民性中的卑怯，是鲁迅对国民性认识的一个突破口，也是他对国民性批判的重要内容，鲁迅所意识到并深入追踪的是中国文化在立国立人上的缺陷，他一生致力于民族文化自立精神的重建.     

《朝花夕拾》与绍兴民俗

鲁迅《朝花夕拾》中有许多关于绍兴民俗的描写,寄予着作者复杂的思想情感和深刻的文化思考。《朝花夕拾》既展示了大量绍兴淳朴的民俗,描绘了一个民风淳厚的乡土世界;也描写了一些绍兴民间陋俗,它们留给作者的是痛苦的记忆和愤慨的情绪。民俗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关系密切,在对民俗的描写中,渗透着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互文性:鲁迅的《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译介

关于《野草》与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已有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鲁迅《野草》的影响上。对于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与鲁迅创作的《野草》在翻译意图与创作意图、翻译策略与创作策略、翻译风格与创作风格的互文性关系却一直没有人涉及。事实上,鲁迅的《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野草》具有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在翻译与创作的意图上,二者都在借苦闷的表现呼唤健全的人性。在翻译与创作的策略上,二者都倾向于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在翻译与创作风格上,二者都呈现出了艰深、晦涩的特点。     

《野草》的人格符号初探

"散文诗"的文体视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野草》研究的理论视野,无法对《野草》的"人学"内涵作更为深广的发掘。细读《野草》文本,可以感到《野草》在本质上是人格化的寓言诗,而不是单纯托物言志的散文诗。《野草》中的人物并不是单纯的人物形象,而主要是一种人格符号。这些人格符号指向全民族的"国民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性格的全面的显现或某一侧面的显现。在符号学视角下观照《野草》的人物性格,其中蕴含正面人格、中性人格、负面人格。《野草》整体上完全是一部宏大的寓言诗剧,作为寓言诗的《野草》,不仅是鲁迅人生哲学的精髓,也是鲁迅创作的"纲领性"文本。     

鲁迅的“油滑”灵感:现代中国小说的创造性要素

本文通过简要考察张辛欣、韩少功、刘恒在1980年代发表的三篇小说,来分析评判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将神话隐喻引入小说创作的前途与危机.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的实验远比他的批评者们所认识的更为激进.油滑往往比偏见更加富于游戏性,特别是当油滑源自他对时间倒错这个口碑极差的文学策略的自由使用.鲁迅在小说中对于象征和寓言有非常复杂的应用.神话为关心文化认同问题的作家们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但同时,鲁迅所认识到的神话创作危机依然困扰着当代作家.神话创作实际上会抑制而非激发创造力.     

《呐喊》在鲁迅文学中的地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鲁迅涉猎过多种文体,其中以杂文、小说影响最大.但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鲁迅的后期杂文比早期的小说创作更为重要.本文对此展开了论辩,认为鲁迅在"创作"的意义上,一向坚持认为小说和散文是他创作的正宗.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又明显地倾向于推举《呐喊》.《呐喊》在鲁迅文学中所占的地位最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