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世界相互渗透过程中锐意的伦理创新——对早期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早期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如果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加以解读的话,可以看出,在艺术从移情走向抽象的形式主义倾向中,文学形式主义批评家努力展现或实现文学独具一格的创造性或想象力,同时试图通过语言的使用来调节、组织和呈现现实。无论是王尔德高雅的疏离、詹姆斯对视点他者性的尊重,还是艾略特的无个性化、理查兹情感语言的冲动平衡,现代主义的特征都表现为美学与伦理学相调和、伦理与世界相互渗透过程中锐意的伦理创新。     

论“虚无”在中国美学思想中的意义

"虚无"既是道家哲学的基本概念,也是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在中国美学中,"虚无"具有多种意义:首先,作为对非审美的心灵活动的否定,它是进入审美与艺术创作活动的首要前提。其次,作为与"实体"相对的虚空或无形之物,它是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艺术形象得以显现的必要条件。最后,作为对非审美的日常生活世界或经验世界的否定,它是艺术意境得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和本质规定。     

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范式建构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范式 ,表现出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品格特征。它借用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来透视现实人生 ,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突破 ,完成了文学本体论的转型 ,内在心灵世界成为作家审视与表现的主要对象 ;在文学形式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创造出了新颖别致、颇具先锋性的语言形式和文学体式 ;通过对“唯美”的执着追求确立了新的美学原则 ,表现出一种颓废的美学风格     

诗歌如何“民间”的两岸诗学论争

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过去在长年的隔绝中,各自以不同的步调与方式开展,文学也大抵如此。但若从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却不难发现两者在相异之中存在着相似的路径。其中最显著的,是战后的两岸都在压抑的文学氛围中出现了以"西方"为灵感来源的现代主义风潮,并在现代主义文学站稳脚跟并取得一定的影响力之后,随之激起另一波以"民间"、"口语"与"此时此地"为诉求的挑战。具体来说,大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民间写作论争"(1998-2000),以及台湾70年代初期的"现代诗论战"(1972-1974),都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了近20年之后所激荡出来的关于诗歌语言与美学理念的意见交锋,同时也都是环绕在"中国/西方"、"现代/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平民"、"晦涩/平易"的二元架构下展开的。     

批判与解构:伊格尔顿追寻文学本质的建构策略及其当代价值

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伊格尔顿采用的是解构式的建构策略,他通过梳理当下比较典型的文学观念,对文学与道德、非实用性、想象力和特殊价值等关系进行重新辨识与解构批判,认为文学不是义务论的说教与规范,而是德性论的自我经验感知与价值发现;肯定形式、想象力以及非实用性在文学中的辩证作用,批判文学必须通过“陌生化”来体现特殊价值的论调.要言之,伊格尔顿的文学观念既承认文学本质的历史变迁性,又肯定文学内在价值及发展规律的承续性和通约性,从而反对那种完全否定文学自身规律与价值的激进做法,充分体现了历史辩证特点,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基本态度,对其中蕴含的鲁迅的深层意识及其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解读。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争过程中,鲁迅《论"第三种人"》等措词比较温和的文章,既与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等采取"同一步调",又对"第三种人"的"中立"深表怀疑——后者作为"弦外之音"蕴含着鲁迅对"阶级革命"问题的建立在双向否定的体验中的独特理解:他既坚决反对以共同人性来掩盖阶级对立和政治屠杀的严酷现实,又无法容忍"革命文学家"在虚拟的阶级斗争中采取恐怖主义;既坚决反对"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值逻辑,又无法容忍将一切是非相对化的中庸主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意味着他在这"双向否定"的"失语"的苦苦挣扎中,对一个人在严酷现实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道德思考和行为选择,这一思考和选择来自于他所一贯坚持的底层立场。     

“诞生在火车上的现代主义”——与顾彬先生分享并请教一个话题

德国学者顾彬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把中国的现代主义诞生的时间与地点定位在1925年的上海震旦大学,把戴望舒的《雨巷》定位为中国现代主义的"中心文本",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李金发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里昂车中更具有现代主义特征,不仅突出表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路生"的文化语境,显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原生性和原创性特色。     

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

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伍尔芙、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同时起步 ,他们的作品之间有明显的可比因素。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表现在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强化 ;在对于人的思考与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焦灼与苦闷 ;对死亡、阴暗题材的兴趣 ;广用象征 ;向最能展示人的“心理真实”的潜意识领域深入开掘 ;采用“非人格化”叙述法等。并且 ,鲁迅各种文体作品 (小说、杂文、散文诗、古体诗、回忆散文等 )都弥溢着现代主义质素。当然 ,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也有诸多不同 ,最主要者是鲁迅并未放弃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 ,从而呈现出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艺术形态。     

荒诞与异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向悲剧的重新阐释

现代的西方西绪福斯精神孕育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悲剧意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形象是“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谬人”,是“局外人”,并由此表现出少有的孤独和冷漠,潜含着真正的悲剧性。生之忧与死之惧是现代人的通病,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断触及的表现主题,荒诞的厌倦和恐惧构成现代主义文学悲剧意识的两大内容。“异化”是西方人最严峻的悲剧性境遇,对人类崇高品格的否定必然导致对悲剧崇高性的否定,因此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向悲剧。     

审视跨文化视野中的“作者之死”

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诗学,重视文学摹仿外在现实世界的作用,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独立性,而消解、漠视创作主体的独特地位;中国理论界则以"诗言志"这一命题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注重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相融与相依,强调"心"与"物"、"情"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认为对主体的研究是顺利地进入文本、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有效路径。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来审视理论界关于"作者之死",我们就完全可以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对待这一论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对"作者之死"这一命题所作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