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立宪失败的原因剖析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晚清政府开始了从传统专制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化,并希望通过立宪来解决执政危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晚清政府立宪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立宪缺乏根基从根本上决定了晚清政府立宪的失败;晚清政府的专制制度危机已经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来解决时代的挑战;晚清政府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满清权贵无法接受立宪的成功;晚清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已无法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以完成立宪。     

论清末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之误

晚清政府欲从改革官制入手推动立宪,结果官制改革遭遇了来自官僚群体的强大阻力,在最高统治者慈禧立场转变之后,官制改革无可避免地走向龙头蛇尾的结局.虽有改变,但根本未动,效果有限,非但不能廓清积弊,反使积弊愈积愈多,愈演愈烈.龙头蛇尾的官制改革重挫晚清政府的统治威信,使其立宪之路更加艰难,自救的机会更为渺茫.清末立宪首先应做的不是改革官制,而是开议院,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改革的力量.立宪从官制入手,无议院为助力,官制难改,立宪难行;立宪从开议院入手,先有议院,则官制可改,立宪可行.     

从市民社会到地方自治运动的视角看清末地方控制政策的变迁

在清末,随着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生活领域控制和民间结社限制的放松,在一些政治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市民社会化的趋势。此后,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立宪"的过程中又启动了地方自治运动,促使地方控制政策发生了新的变迁。     

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合流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满洲贵族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和特权,对立宪派采取了高压态势,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立宪党人逐渐寻求新的出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立宪和革命这两种力量终于走到了一起。     

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的“礼聘”与“辞馆”

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的“礼聘”与“辞馆”沈寂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０７年间，正值清政府仿行立宪，厉行新政。严复曾在安徽高等学堂任过监督（校长）。严复来安徽，是因他与安徽有深厚的关系。他在一年之后又匆匆离去，乃是安徽复杂的社会关系之反映。严复在皖的短暂期间，对...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清末民权思潮的三种范式

在清朝末年的立宪和革命运动中,存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统治者三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中革命派所关注的民权主要是民族的平等权和生存权;立宪派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参政权;清政府所关注的是君主的大权不受损害,臣民的权利不过是君主大权的装饰品而已。     

汤寿潜与清末预备立宪

汤寿潜是晚清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立宪派,是绅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汤寿潜与张謇、郑孝胥等绅商名流参与其间,积极策动清延预备立宪,关注官制改革,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清末立究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的延误,汤寿潜对清廷渐生离意。武昌起义后,汤寿潜从权应变,由立宪走向共和。     

传统政治文明转型视角下的清末立宪之难

晚清政府自1905年开始在立宪改革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一次转型实验。本文从政治与社会系统互动的角度，通过分析指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存在着突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而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契机。然而，清末立宪缺乏相应的支持结构：（1）合法性流失与政治纽带脱节；（2）财政改革与中央汲取能力丧失；（3）军事格局失衡与军事政治的兴起；（4）政治-经济-社会精英转化阻滞；（5）政府与革命团体之间零和博弈倾向。清末立宪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     

试论立宪规律

立宪是法律制定的至为重要的活动，人类经历了几百年的宪政历史，世界各国几乎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为对立宪活动加以总结，为日后立宪进行预测，本文试图从不同历史时期立宪活动不同的侧重点为出发点，论述人类立宪活动的规律，且对已经历过的立宪活动总结为人权立宪、政治立宪、经济立宪，而未来不久将进入知识立宪阶段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献书事件与宣统政局

宣统朝虽仅有三年,却是清季预备立宪的关键时期。对于宣统政局的研究,日本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不能不被纳入考察的范围。宣统元年(1909),日本文学博士副岛八十六受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之命将《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汉译本)呈献至清政府及各地督抚,这是一件值得深入挖掘却鲜被学术界提及的事件。大隈重信向中国呈献《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的目的是希望清廷能够以日本改革为范本,推行立宪政治,编修民商法典,实行中央集权,统一财权,兴办陆海军等。在摄政王载沣的主导下,宣统年间的立宪进程不断提速,既促进了清政府的财政整理、币制改革等各项改革事业,也引爆了朝野各方的利益冲突,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论陶成章在辛亥革命宣传中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的陶成章,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宣传活动.他揭露、鞭挞清政府的腐朽卖国统治,戳穿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倡导反清革命;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国人危机存亡意识;播扬爱国主义,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讴歌革命志士的英雄壮举,激励现实斗争;宣传进化论,唤起人们奋发图强的民族进取的意识,为民主革命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也谈清末的所谓“假立宪”

从1905年到清王朝覆亡之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上演了一出“预备立宪”的历史剧目。在史学界历来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预备立宪是一场政治骗局,旨在抵制革命,苟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固然,从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主观目的来看,确实有欺骗人民,消弭革命的意图,但是以“假立宪”这一结论一言蔽之,未免有些失之偏颇,那么这场立宪真实程度究竟怎样?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排满”革命与清末制度变革

清末的制度变革是在＂排满＂革命压力下启动和逐步展开的,虽然清政府顶住＂排满＂革命压力,加快立宪步伐,并以＂大民族＂民族主义思想推动制度变革,但是＂排满＂革命使平＂满汉畛域＂逐渐形成了话语霸权,并进而对立宪改革的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预备立宪＂所进行的制度变革不再是纯粹为促进宪政服务,而更多地成为平衡满汉权力的工具。合法性资源远远不足的满族＂少壮贵族＂在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终滑入＂路径依赖＂的轨道。     

国家能力的削弱及割裂: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的困境

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关键时期,面对王朝将倾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企图通过全面改变原有的政治架构来达到重新集权的目的。匆忙的官制改革削弱了国家调控能力,不成功的经济改革减少了国家汲取能力,科举制取消后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降低了国家合法化能力,谘议局的产生解构了国家强制能力,从这四个变量的观察可以梳理出新政改革在推行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家在近代化的转型中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导致清末新政立宪改革和国家建设走向失败。     

清末立宪运动宣传中的亚欧视角与中国主题

中国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的一部分。20世纪初，与中国立宪运动相先后，在俄国、波斯和土耳其等国家也都发生了从专制转向立宪的运动。清末报刊对亚欧大陆的立宪运动一直密切关注，不仅积极加以介绍宣传，而且“从周边看中国”，致力于以周边国家发生的立宪风潮来反观中国的立宪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言，清末的立宪运动与亚欧大陆的立宪运动具有一体性和关联性，而清末立宪运动中报刊舆论对亚欧大陆立宪风潮的宣传和论述，也是清末立宪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日本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立宪影响的有限性

近代中国的立宪受到了日本明治宪法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仅限于1908年清政府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而《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予以公布,第一部真正予以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是1911年的《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是,该"信条"已经转向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民国建立之后所通过的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一系列宪法文件,已经完全摆脱了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色彩,主要的立宪理论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以及欧美国家的共和国宪法的理念。所以,近代中国的宪法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充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立宪经验;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了中国的国情。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特色对于催发近代中国的立宪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毛泽东的立宪思想分析

在长期的宪政实践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从立宪目的、立宪主体、立宪机关和立宪实质等四个方面的探索入手,回答了在中国为什么立宪、由谁立宪和怎样立宪这些困扰中国近百年的难题.其丰富的立宪思想,为新中国的宪政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宪法中的人权性阐释

从法源上讲，宪法的合法性根据应是人权，以人权作为起点和逻辑终点的宪法才能稳定而长久；人权作为宪法合法性的根据，决定了我国在立宪模式上应从政策性立宪模式转为制度性立宪模式，并应依据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来设置宪法的内容，彰显政府及权力机关对人权的服从；宪法权威的确立有赖于完善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

立宪选择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它需要来自政体理论的支持。问题是，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政治科学的政体理论为立宪选择提供知识依据、价值引导和操作指南，从知识、价值、操作三个维度支撑了人类的立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