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从抑或濡染？班级同伴网络视角下的心理健康研究

本文超越了既有研究的个体网络视角,通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两期数据,考察班级同伴网络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条件机制。本研究有如下发现：首先,在中国行政班级制度下,班级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比例（快乐同伴效应）能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抑郁同伴比例与学生的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抑郁同伴效应）;其次,学生更倾向于受到与自己心理健康观念和行为类似的同伴的影响,对于班级相对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中等、较好的学生而言,抑郁同伴效应、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分别发挥显著的主导作用;最后,班级同伴网络对集体融入、亲子交流状况不同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差异化的影响,随着集体融入和亲子交流的提高,抑郁同伴效应逐渐减弱,而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逐渐增强。     

中国家庭教养实践与阶层分化研究

教养实践是家庭资本在代际间传递的主要手段。家庭中的教养实践是儿童不断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家庭的阶层背景紧密相关。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同时考虑祖代和父代的社会阶层,将家庭的阶层背景分为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和持续下层。分析显示,不同阶层的家庭拥有不同的教养实践模式,教养实践模式在多代间可以传递,家庭的阶层背景与教养实践又影响着子女的学业成就。相比于祖代,向上流动的父代家庭在教养实践与子女学业成就上更接近持续上层,向下流动的家庭则颇为特殊:教养实践上更接近持续上层,而子女学业表现上则更接近持续下层。由此来看,中国阶层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     

新农保减少了来自子女的代际支付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3年CHARLS全国跟踪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对子女代际支付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新农保会减少较低收入子女的现金支付,增加较高收入子女的实物支付。总体上看,新农保对子女的现金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对实物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两种效应相互作用,新农保对子女总支付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但明显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福利。研究结论表明,以国家公共支付为核心的社会养老与以代际支付为核心的家庭养老相结合,是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社会网络、同群效应及中国农户的借贷选择

农户的借贷选择不仅受信贷价格、收入、用途等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周围其他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农村19个村落616家农户的数据,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检验同群效应中的内生影响、外生影响、相关及直接影响,实证检验农户信贷行为所受同群效应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在村落层面上,个体农户选择从正式金融或者非正式金融借贷的概率受同一村落的其他农户借贷行为和决策影响。     

收入差距、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

本文辨析和检验了收入不平等的两种表现形式及其对公众容忍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客观收入差距对公众容忍度并无直接影响，而感知的收入差距越大，对不平等的厌恶倾向越明显。但客观差距大并不意味着个体感知到的差距大，感知偏差及情境分割效应的存在，区县而非省级、时下而非过往的收入差距状况更易为个体所捕捉和感知，进而对其容忍度产生间接影响，且这种情境传导效应及对客观差距的感知程度在不同群体间有明显差异。这一结果为我们理解过大收入差距与较高容忍度共存的反差现象提供了基于分配结构异质性的观察视角和情境反应在地化的经验解释。     

新农保、宗族网络与农村家庭代际转移

在传统养老方式日益弱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正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宗族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农保制度覆盖初期,农村老人参保对代际转移具有挤入效果,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新农保制度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而宗族网络对家庭代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宗族为载体的传统养老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农保制度的效果.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重大决策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成年子女的加速外流可能会削弱相对弱势的母亲在子代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文章利用2013年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代际影响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的重大事务决策依旧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代际影响并非家庭实权的体现,而是出于对长者尊严的维护;资源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对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存在程度差异,其中代际关系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文化规范中的孝道观念,资源论的解释作用最为微弱。     

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机制及变迁趋势：基于十年历时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通过分析十年历时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和时代变迁规律。研究表明,学业表现、家庭背景和宏观环境对大学生升学意愿均有显著影响,个体学业表现的作用最为微弱,家庭背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外留学选择上,在毕业规划方面宏观环境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交互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对选择深造,尤其是留学的作用会随着学业表现提高而增强;十年中,家庭背景主导作用和学业表现微弱作用均保持相对稳定。宏观层次的研究生教育自费政策对当年大学生深造意向有显著负向影响,而高校毕业生增长趋势对个体深造意向有显著正向作用。本文证实了“大学教育后”教育机会分配仍然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再生产逻辑,中国过去十年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型背景对个体的毕业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有助于完整理解十年来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变化轨迹和规律,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后的教育分层。     

当代传播网络与微博集合行为

个体拥有社会网络的大小,对个体意见表达有直接作用。传播网络是在个人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形成的信息表达和流通网络,其功能受媒介情境和社会历史传统影响,在自媒体时代表现出复杂性特征。考虑到既有研究未能分析结构性网络组成,因而阻滞了微博正功能的发挥。本文对微博传播网络进行分析,以此考察集合行为的新转向。研究认为,微博作为传播环境,与社会事件协同促成了社会网络,信息因此在其虚拟社会网络中传递,推动了信息传播网形成,从而提高了集体行动能力,造成集合行为的巨大动能。     

竞争与博弈：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与心理健康代价

在中国激烈的学业竞争和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是否以心理健康作为代价？该议题牵涉对课外补习双重效应的考察和辨析。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发现,尽管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能够促进学业成就,却以心理健康受影响作为代价。随着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学生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对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被逐渐削弱,而对心理健康的负向作用不断增强。心理健康代价增大的诱因主要是“社会比较效应”的减弱,以及“角色压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的增强。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本文试图分析由宏观社会结构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网络资本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的变化,以期对转型时期社会网络资本投资中面临的挑战和抉择作出初步的分析.     

“单方索取”还是“相互需要”——代际同住中的需求组合与亲子选择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本文深入挖掘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同住需求组合类型,并分析其中子女的性别和排行两个维度的同住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代际互惠的合作型同住占据首要地位,代际重心下移和浓厚的互惠色彩是当今代际同住的主流, 城乡之间代际互惠的逻辑存在差异。从代际同住机制看,特别是在农村,儿子依旧是同住选择偏好的对象,但女儿在代际同住中更有可能承担赡养的责任;农村地区排行靠后的子女在代际同住中更有可能得到父母的帮扶,也更有可能承担赡养的责任。     

网络交换论研究中的本科生被试效应

网络交换论中的实验大都以大学生为被试,这就可能存在本科生被试效应问题。研究本科生被试效应的进路：一是以本科生与一般成人总体之间的差异来判断实验结果的普适性,二是复制研究。根据前者可推测出在网络交换论研究中存在大学生被试效应,将本科生置于网络交换论中的三种基本连接类型———内含式、排他式与虚无式的结构条件下进行交换,利用非本科被试复制本科生被试的实验进行最终的经验检验。复制实验结果表明,当两类被试占据强权位置时,他们在交换中所获平均资源数均显著高于其他位置上的被试在交换中所得平均资源数,基本支持了网络交换论的核心命题。在所有的强权位置上,本科生被试所获平均资源数均显著大于非本科生被试,这表明本科生被试效应的存在,但这种效应仅具有强度上的、而不是方向上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限度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带来了政治价值观的变化,进而重塑着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其中包括网络抗争行为。由于种种限制,互联网并不必然带来网络抗争,个人的政治价值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概率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首先构造了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倾向得分,然后用广义倾向值匹配估算了政治价值观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这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结果显示,越趋向自由民主价值观,个人拥有这两种网络抗争经历的概率越高,且呈现强化趋势。但是,这种作用具有阈值效应,即自由民主价值观达到较高水平后,更高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带来的网络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反而更低。因此,除了来自政府和体制的外在限制,网络抗争还存在着内生于行动者本身的限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政治价值观对网络抗争行为产生的内在限制。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e Case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基于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参与观察和现场实验等多元方法，发现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的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家庭中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和学校中遭遇的刻板印象威胁；而身体机制则体现为农民工子女的不良健康状况及其被贬低的行为习惯。针对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设计了提升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两种简洁有效的干预策略，即传授智识增长论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这两种干预策略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改善其学业认同，并降低刻板印象威胁体验。期望干预策略也能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