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 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

《茧》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后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具有丰富的纪实与理论意涵。对《茧》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分析，较少探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情感与心态变化的意义。本文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与视角，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与心态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费孝通通过塑造宝珠的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即，现代个体在家（即“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真正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王婉秋的形象则展示缺少真实的家的个体可能呈现的纠结状态。这两个形象的对照，真正揭示了费孝通所理解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可能性。     

试论费孝通的“乡寰视野”

本文根据费孝通的有关理论、观点提出“乡寰视野”、“劦业乡”两个概念，尝试以此来诠释费孝通关于中国城乡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之“休戚与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文章阐述了费孝通“乡寰视野”观的渊源、演进；从概念结构上解明“乡寰视野”中的“乡”和“寰”，以及“劦业乡”各自的内涵构成；通过对映衬费孝通“乡寰视野”历史意识的理论梳理，以及对费孝通晚年就“乡”“寰”关系问题所作阐述的把握，试图以更具综合性的视域对费孝通的这一重要思想作出较为系统的学理解释。文章最后指出，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体现出了更为宽广、更为仁至的人文关怀的情愫。“乡寰视野”中的纯真的愿景，是“‘美好社会’的意念”。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召开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理论研讨会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在广州举行“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近４０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着“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功用、当前的文化现实、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文化创新机制、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以及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选择等有关文化建设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召开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旭日     

感性教育:美育的现代性命题

中国传统的美育观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陶冶论”，偏重理和规范，这种“陶冶论”在二十世纪中国美育理论中也占主导。然而，美育作为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提出来年命题，其现代性意义是感性教育，这个“感性”是贯通了肉体和精神的个体性概念。现代美育着眼于促进个体的审美（ 感性） 发展，激发生命活力，提升情感境界，培养创造能力，最终与其他教育一起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家庭文化与现代化

关于家庭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一种是西方社会的“冲突论”,另一种是日本社会的“改造论”,第三种则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华人社会)的“融合论”。三种不同的模式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家庭文化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在不同的社会中对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冲突论” 以欧美为代表的“冲突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化进程是冲突的、不协调的。现代化的进程将抵制传统家庭文化,并使传统家庭走向淡化和解体。 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科特·帕森斯在谈到家庭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了家庭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解组过程。他认为     

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文章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是由环环相扣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同时又是有计划、动机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他进行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的实践， 跨越了“文野之别”，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费孝通“志在富民”，江村研究以探索农民怎样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为主旨，揭示了“江村人”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文章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江村学”研究肩负。     

"陌生化"社会中信任机制的"理想型"与现状

社会的陌生化趋势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为我们充分呈现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原因和特征,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它要求人们长时间、小规模聚居在一起,并与外界生活保持一种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在这种几乎不发生流动的社会中,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此,社会成员彼此知根知底,费孝通先生的评论是“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9)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初探

针对国内学者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偏重文化及人文精神这一不足，本文在深入研究后现代主义主要作家思想的基础中，认为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社会理论维度。福科对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揭示和反抗，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精神分裂与多元社会的论述，鲍德里亚对高科技社会的后现代反思，利奥塔对多元公正与后现代状态的揭示，构成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维度的重要景观。与传统社会理论相比，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表现出四个重要特征微观分析、文化主义倾向、无构想与无目标、把社会看成一个“没有主体或个体的社会。”     

文明社会的现实探索——费孝通五十年学术生涯概述之一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在国内外事有盛名在费孝通先生的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学实践中,他分别对中国农村社会、社会结构、少数民族、小城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一套以实地调查为主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同时,他对推进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振兴和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概述费孝通先生五十年学术生涯的文章此文系莫晓羱同志研究费孝通社会学实践和理论的一部分,仅限于学术生涯的概述,有关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论述方面、本刊将在适当的时候刊出     

高友工的“内化原则”与中国抒情传统建构

高友工建构出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整个汉学界都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主脉就是“抒情传统”,而“内化”恰恰是这一“传统”的关键原则。从“内化原则”出发,高友工对整个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情感生发机制做出的阐释,对于主体的认知结构的理解等为后人继承“抒情精神”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召开一九八一年年会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在去年十二月召开了一九八一年年会。市委书记、市社联主席夏征农出席了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是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的长篇报告。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费孝通教授也应邀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介绍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和中国社会学目前的发展情况,并就大家     

现代性反思中的风险——评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

吉登斯的风险思想及其理论,源于他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危机”的现代性批判和反思。他将风险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并以此来反思和重构新的现代性。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吉登斯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探讨他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理论和观点。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

<正> “二战”后,“社会发展研究”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热点。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中,各种学说、学派竞相出现。马克思限于当时的时代,没有遇到目前现代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这样重大的问题,因而在其著述中,没有使用过象现在讨论中所运用的那些术语,也没有形成完备的现代化理论。但是,马克思在他一生的研究中,对于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比较系统的提出了有关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在其许多著作中尤其是     

五四精神的命运

“五四”精神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五四”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这造成了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传统社会领域的社会革命与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现代社会领域的文化革命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是社会革命的成功,“五四”精神的衰退。当前的改革将消除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错位,复兴“五四”精神,全面实现现代化。     

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探究

梁漱溟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结构背后的“统治力”为早启的“理性”与礼俗秩序。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主张。     

现代性中的社会与个人──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述评

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代社会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作为 少有的几位堪与欧洲大陆学者匹敌的原创性思想家 之一，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两大方面，即对西方社会思想 界各种学派的批评性总结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 吉登斯的理论被称为“建构化”理论，致力于克服社会研究 中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两个极端，他强调，人的 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 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１９９１年，吉登斯出版 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重点论述了现代社会中，全球 现代化制度对自我认同的塑造，以及个…     

全球化、文化多样性与当代性

现代化的过程会给民族文化带来各种各样的改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标准在发生着变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是,人们要把不同地方的艺术放在一起评价。不同的民族文化,有着自身的符号表意传统,这种传统会融化到民族和文化的血液之中。传统还会回潮,会以某种形式顽强地保存下去并展现出来,不断以新的形式活在当代。人是传统的承载体,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个人保持自己的传统的可能性。一个开放的社会与一个封闭的社会的区别在于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中,“进步”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各种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因而,现代化是复数的。不同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传统,它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寻求和生成自身的现代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文化。现代性也是复数的,不存在单一的现代性。当代社会正在出现一种区别于“后现代性”的“当代性”,它意味着许多重要理论的突破和重要传统的复归,人们可以通过它“回到未来”。     

扩展中国社会学新境界

费孝通晚年多次倡导,中国社会学要突破实证社会学的单纯科学主义视野,应当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在对社会生活开展客观性研究的同时伸张人文关怀。根据这个原则,费孝通主张社会学应当注重对精神世界开展研究,重视文化传统、意会沟通和内在自我等方面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层作用,要在各民族的古代文明中发现具有不同特点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方式。费孝通的这些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中国社会学开拓新视野、展开新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

由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5月在上海大学召开。下面刊发的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递交大会的一个发言稿。